李红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近日，中印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了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谈判历时8个半小时，主要聚焦中印边境西段剩余地区一线部队脱离接触的问题。自今年2月中印双方达成一线部队同步脱离接触共识以来，双方分别在班公湖南、北岸和高格拉地区取得了进展。据悉，这轮会谈主要讨论剩余摩擦点特别是温泉地区的脱离接触问题。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绍华大校11日发布的谈话，“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导致谈判未就主要议题达成共识，双方也未像上一轮谈判那样发布联合新闻稿。

不仅如此，印度还“倒打一耙”。11日，印度国防部发布声明将谈判未果的责任全部“甩锅”给中方，试图在舆论上混淆视听，在宣传上占领“道德高地”。印方指出，“实控线沿线局势是由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造成的，中方违反了双边协议”，并强调“解决剩余问题将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可见双方在有关谈判未果的责任问题上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印方不仅将导致目前紧张局势的所有责任推卸给中方，以便为其在谈判中的“狮子大开口”寻求合法性，还企图利用中方在谈判中讲“大局意识”的传统，将边境问题与中印整体关系“捆绑”，借此威胁和施压中方，以软化中方在边境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不仅如此，印方还策略性地在谈判中通过单方面“塑造议程”的方式获取谈判主动权，在攫取利益不成的情况下就将对方宣传为谈判破裂的责任方。例如印方声明指出，“印方因此提出了解决剩余地区的建设性建议，但中方不同意，也无法提出任何前瞻性建议。因此会议没有就剩余地区形成决议”。实际上，印度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有“恶人先告状”的累累“前科”，为其行为寻找合法性和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例如，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印方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其发展核力量寻找借口。又如近期印度媒体将9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中方一侧东章地区的例行巡逻行为，炒作为中国士兵的“越线”行为，实际上印方对其2001年出兵抢占中方东章瀑布和多果尔草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此次谈判，双方矛盾的焦点实质源于对实控线的认知存在巨大偏差，从而在利益诉求上具有结构性矛盾，在谈判未果的责任认定上存在分歧。据悉，印方此次会谈单方面要求中方将军队撤退至其所认定的“实控线”一侧，这种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被我方断然拒绝，因此推动中印边境局势缓解降温的真正阻力在印方。这次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印方在谈判手法上进行了系列策略性安排。除了上述提到的在谈判过程中积极主导议程获取谈判优势外，还企图通过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制造麻烦和通过借助外部制衡方式向中方制造环境压力，以迫使中方在谈判中对其让步。例如，在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前夕，10月8日，印度副总统奈杜对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在时间安排上可谓别有用心。又如10月10日当天，印度国防部发布信息，宣布10月12-15日在孟加拉湾地区举行美日印澳四国参与的“马拉巴尔”第二阶段联合海军演习，企图向中方展示其在国际社会“人多势众”，借助外部力量增加对华谈判筹码。

在未来的中印谈判中，中方需警惕印度的类似操作可能会常态化。印度的“中国通”也在积极寻找中方谈判的行为规律，向印方谈判代表支招。例如，印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在他今年7月出版的——《漫长的博弈：中国如何与印度进行谈判》一书中，通过案例分析中方谈判策略，为印方谈判团队未来如何与中方谈判团队打交道开了一系列“药方”。例如，他明确建议在与中方谈判过程中，印方要积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议题，主动塑造议程，向中方展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另外他还建议，在谈判前可以制造一些破坏谈判气氛的问题，以增加谈判筹码；在对华谈判中印方要坚守立场，拒绝接受任何前提条件等等。作为“中国通”，顾凯杰本应发挥为两国关系纾困的作用，然而他却向印方谈判团队提供策略上的“投机取巧”，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中印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会让中印双方陷入相互消耗的“持久战”。

目前中印双方一线部队只是实现了部分地区的脱离接触，印方坚持必须实现全面脱离接触才能让局势降级缓和。剩下的温泉地区、德普桑等地区的脱离接触将成为未来谈判的重要议题。然而印度军方已撂下狠话，印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近日表示，“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停留在拉达克，那么印度军队也会如此”，并扬言印度军方已经做好了过第二个冬天的准备。鉴于印度具有将边界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的历史传统，因此未来在中印边境局势未取得实质性降温的情况下，中印双边关系难以恢复至去年冲突前，中印关系可能将进入“漫长的博弈”状态。（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