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9·11”事件后，美国情报机构的触角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延伸，屡借反恐之名，自我授权、自我扩权，在国内外肆意实施侵犯人权的恶行，一再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面对质疑，美国情报机构不仅一贯对国际社会谎话连篇，甚至连美国国会和联邦法院等“自己人”都骗，刻意隐瞒真相，混淆视听，妄图瞒天过海。诚如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的蓬佩奥所言，说谎早已成为中情局的必修课。

讲到说谎，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围绕斯诺登事件，美国情报机构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尴尬场景。2013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明确否认美国情报机构存在大规模收集美国人数据的行为。但就在两个月后，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曝光“棱镜”项目，立马撕下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遮羞布”。斯诺登披露的机密文件证明，美国情报机构长期实施大规模监控计划，监听范围不仅包括美国民众，甚至涉及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友的政要；不仅包括传统电话通讯，还覆盖谷歌、雅虎、微软和苹果等美国网络公司管理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使用数据。

斯诺登事件迅速发酵，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面对国内外声讨压力，美国情报机构再次祭出“拿手好戏”，以“谎言掩饰谎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在国会作证时打出说谎“组合拳”：先是“我没有”，否认有关该机构在欧洲收集通话数据的报道，后又“不是我”，宣称相关数据也来自外国合作伙伴。更有美国匿名情报官员“适时”向媒体透风指责“欧洲也在监控美国”，企图转移舆论焦点。

克拉珀信誓旦旦，言之凿凿；斯诺登抛出证据，啪啪打脸；亚历山大面对质疑“否认连连”，避重就轻，转移焦点。这样的脚本总是让人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但事实很清晰，美国情报机构在故意说谎。实际上，克拉珀已经提前知晓国会听证的问题，有充分时间了解真实情况，委员会也给予其纠正回答的机会，但他仍坚持说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也认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有关监视活动的“不真实”信息，采取了“未经授权”措施，并“系统性违反”法庭命令。美国媒体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各级官员的行事方式明显是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立场，而非公众利益……有时他们不仅藐视上级，甚至公然藐视国会和法院。

说谎早已成为美国情报机构掩盖事实、干预调查、推卸责任、转移视线的惯用伎俩。其实，斯诺登事件并非美国情报机构以反恐为名的第一次说谎，其藐视的也不仅是美国那套制度和法律，更是国际法律和原则。

2014年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情局在“9·11”事件后以所谓“强化审讯技术”为幌子，对涉恐嫌疑人实施酷刑，手段包括剥夺睡眠、灌肠、冰水浴、水刑，以及威胁伤害在押人员家人等。根据报告，“9·11”事件主谋之一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遭到183次水刑，数次几近溺亡；“基地”组织军事领导人阿布·祖贝达在水刑中失去意识，差点丧命；2002年11月，有在押人员在酷刑中疑似因低温症死亡。

有美国媒体根据国会报告总结，为了掩盖在反恐战争中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中情局仅在审讯问题上就起码6次对美国国会和公众说谎。美国情报机构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基本人权，违反美国作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所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那么，美国情报机构为什么要说谎？因为它使用的手段是违反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是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是不道德和不正当的，见不得光；因为它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是经不起逻辑推敲和实践检验的。正因为如此，在面对美国国会等外界质疑和审查时，美国情报机构往往选择以谎言掩盖错误，再以谎言掩饰谎言，实在不行就转移话题。换一个角度看，连美国国会都能骗，美国情报机构还有什么信誉可言？（责任编辑：郭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