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吴怀中

日本选举季正在跌宕中展开。这种政情动荡会否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值得关注。

至少2020年春夏至今，日本政情就是造成两国关系持续震荡并不断下滑的重要原因。这集中体现在，执政党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与鹰派势力不断挑战中日间的政治共识和互信基础，针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广泛活跃的干扰破坏。

中日关系发展苦于日方政情政局，已非时短。

右翼和鹰派势力坐大逞强

尽管日本政坛过往不时冒出针对中日关系的不和谐声音，但近期自民党内某些势力的负面言行已严重踩线越界。

粗略拈来就有：以“民主”“人权”为由，围绕涉港、涉疆等议题，诋毁干涉中国内政；高调染指台湾问题，近期典型动向就是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举行“防务外交2+2”对话会；炒作领土与海洋权益、国家安全等双边矛盾，尤其针对中国出台《海警法》煽动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以经济安全保障为借口，成立多个党内或跨党议员联盟，干扰中日经贸往来；借口新冠疫情溯源，对华实施污名化操作，等等。

不可否认，国际政治环境尤其美国“拉日制华”、日本国内舆情氛围等，诱使自民党某些势力在对华关系上示强逞硬。除此之外，再明显不过的就是日本政情加剧了这种强硬反华的气焰。

安倍执政期间有着较强的党政控局能力，“一强”地位加之“以右制右”，使其大致能驾驭右翼或强硬势力，把控在对华态度上高度复杂的国内政坛。

其后继者菅义伟无派非阀，登台是党内各派系博弈妥协的结果，执政以来尽显党政双弱、控局乏力等短板，导致党内外右翼与鹰派势力坐大逞强。

菅义伟开始执政时，曾一再表示要构筑稳定的中日关系，但结果是这一年来的中日关系严重倒退。

菅作为务实派政治家，并无明显意识形态色彩，亦无系统对外战略和外交经验，中日关系在其任内糟糕于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为弱势党魁和首相，需要迎合党内外强势的新老保守右翼势力的诉求，以部分让渡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导权换取相应的执政支持和背书。

中日关系经历“范式之变”

当前，日本选战正趋激烈，胜负未明，但至少可观察到，以下三点可能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不确定性。

一是不管谁当选，短命概率都较大，继任者同样面临执政基础不牢的难题。

作为一种规律性现象，长期政权后的日本政局往往进入一段首相频繁更换的震荡期。这容易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政令统合及决策成效出现问题，对外关系出乱生祸，2010年和2012年日本对影响中日关系的“撞船”及“购岛”事件的处理就是如此。

二是“厌华”“反华”“抗华”正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正确，未来新领导人为维持政权可能会迎合保守右翼及鹰派势力，难免被操控、绑架或牵着走，在对华政策上很难革故鼎新。

三是所有参选人身上皆有“隐患”，属于“带病”上岗。参选群体作为中生代或少壮派政治家代表，亲美保守、对华抗衡是基调，或者即便本人相对温和稳健，但为在当下氛围中造势拉票，也要对华示强示硬。

因而，日本政情及其变化正对中日关系产生越来越多直接冲击和肆意干扰，日方也不再因中方感受或抗议而加以节制收敛。

这实际是当下中日关系“范式之变”的一种体现，即双方的基本相处之道或关系模式由于日本内政因素而发生重要改变。过去中方熟悉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不再那么适用于与这个时代的日方政客群体打交道或是双边关系的处理。

与此关联，以下两个影响今后中日关系的日方政情变化，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自民党的党政领导层很可能无力或无意压制党内“非健康势力”搅乱、祸害中日关系。过去的自民党“领袖”并非如此，基本上能“镇住”在对华关系上的“过分造次”之辈，但现在，其党政领导层的“自净”或“筑篱”功能丧失殆尽。

第二，此次选战的博弈角力，包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可能被以“下克上”形式逼退，也在促压“友华派”加速萎缩及边缘化。

日本对华温和派或稳健派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感全面走弱，将使中日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和高层人脉关系更加不畅。这也意味着，日本对华决策势力版图中曾有的一定平衡将被打破，发生难以恢复的负向改变。

转进改善才是中日关系正解

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对华舆论强硬化仍在持续上扬。东京目前的政治氛围，已没有多少可以理性温和讨论中日关系的空间，因而缺乏形成对华新路线的内外条件。在“制衡防范”方针下，外受美国怂恿牵动，东京对华不断踩线越界，莽撞激昂。

“后菅义伟”时代的中日关系，普遍被认为是消极连续性更强，改善空间有限，重大拐点难现。

并且，日本体制缺陷也助长了这一态势。“无责任中枢”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和体质特性，即明知事态朝着不好方向发展，却无人舍我做出决断，挺身力挽狂澜。政治人物们是运气来了碰一碰，见势不妙撂挑子，或者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如此形势，亟需自民党出现具有高度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的政治家。放眼四顾，如此“大人物”似难寻觅。即便安倍，也更像是一个大“机会主义者”：“形势所需”远远大于对公理与正义的追求和坚守。

日本政治精英及战略界人士，一门心思都用在琢磨“制华”上。然而，过度制衡或遏制一个并无敌意的相邻大国，最终引起的反噬损失，可能远远大于保持适度平衡战略的收益。世界历史上的大国悲剧，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民党的党政领导层，在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进程中做出过多次正确抉择。实践证明，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菅义伟执政后半段，中日关系实际走进死胡同，日本政权更替至少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系重置的机会。

两国关系是维持现状或跌跌不休，还是止跌求稳、转进改善？后者无疑艰难，却是唯一正解。

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期间，中日双方并非没有默契和善意，日方也在不同渠道表示配合北京冬奥会举办。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日方以政权更替为契机，守正革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并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