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专家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应加大稳投资和稳金融力度。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包括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及绿色发展等。

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今后两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大约在5%左右，这符合规律的变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都已出现历史需求峰值，目前正在寻找中低速增长的均衡点。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三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优点；五是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短缺，由此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降低，从而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他建议，通过培训等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既可以稳增长，也可避免刺激经济措施带来的副作用。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目前中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劳动参与率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还存在缺陷，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否认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难处在于长期坚持。

樊纲认为，“六稳”是在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难以见效时，采取一些短期措施来维持稳定发展。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求侧，涉及财政支出、货币供应、税率等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控应是并行不悖的。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当经济出现波动时，应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去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最大。尽管去年四季度出现一定回升，但从今年1、2月的情况可以判断，投资下行的压力还在扩大。

王一鸣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已进入下行通道。观察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可以看出，下行通道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背离了正常下降趋势，因此稳投资有特定的内涵。

从居民储蓄、政府结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等指标的变化判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具有必然性，但近期存在过度调整风险，可能引发短期宏观失衡。此外，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内，投资增速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比较合理的。

在稳投资方面，王一鸣建议，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避免低效投资，要更大程度地调动市场投资，要加大改革力度，重塑市场主体信心。此外，要适度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关注民企融资和地方债务

在稳金融方面，专家认为，需要关注民营企业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中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比较适合支持大企业，不适合支持小企业；比较适合支持制造业，不适合支持服务业；比较适合支持粗放式扩张，不适合支持创新型增长。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黄益平认为，经济要转型，但金融部门还没有转过来：一是贷款决策靠历史数据和抵押资产；二是中小企业被挤出正规市场，非正规部门金融的利率被推高。

要打破这一困境，首先要推进利率市场化。研究证实，利率市场化将提高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但会降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第二，资本市场融资的资质要求比商业银行更高，而且需要配套的法律、文化条件，解决融资问题的思路仍要关注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第三，不应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金融科技造成了一些风险，但实体经济对它们有需求，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产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此外，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

李扬表示，可向日本学习三方面经验：一是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二是银行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要有严格规定；三是组建一个专业化、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由此将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