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7日，在美丽的黄浦江畔，“2017 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一带一路投资机遇及国际并购》分论坛上，广州基金总经理、城发基金董事长林旭初发表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基础设施投资机遇与金融创新”主旨演讲。

林旭初早年在北京大学取得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士，作为金融界优秀的校友代表受邀出席本次论坛。

以下是演讲内容摘要

城发基金成立于2014年，是专注于城市发展投融资的政府基金，也是国内首家获得AAA评级的政府基金管理公司，签约规模逾1500亿元，在基础设施投资近300亿元。在城发成立后的这三年里，从深耕广州到放眼“一带一路”，我们始终坚持以基础设施投融资为主业，不断推进金融模式创新。

今天将结合城发基金的PPP创新模式，分享“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际并购和基础设施投资孕育的机遇，如何通过金融创新挖掘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遇。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63%和29%。“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与世界互动的新战略，将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跨境投资大国的转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东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刻不容缓。

“一带一路”快速推进的这几年，实际上也是中国对外投资蓬勃发展的数年。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在全球FDI中的位次稳居第二，占比超过8%。其中，海外并购实际交易金额1072亿美元，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742起，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占全年对外投资金额的比重跃升为63%。

从对外直接投资构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新增股权、收益再投资、债务工具投资三种类型并驾齐驱。据中国投资咨询网的信息，从2014年开始，新增股权投资在海外并购中的占比快速上升，2015年首次超过六成，达66.4%;收益再投资占26%;债务工具投资占比仅为7.6%。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各项配套措施的陆续出台，国际产能合作将进一步深入，中企海外扩展的热情也将进一步激发。在宏观层面，这是我国提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合作的新举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对外开放维度的必然要求;在微观层面，这是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应对贸易壁垒、获取优势资源的战略选择。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投资机遇的重要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人员以及信息的沟通交流，都将依赖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也就不能实现各国家的互利共赢。就目前状况看，无论是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已经成为制约其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部分国家和地区还缺乏现代化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有些骨干路段缺失，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沿线国家希望改善目前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关键通道和缺失路段，促进各区域道路联通。如“一带一路”中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存在强烈的建设大港口的需求。同时，公路、铁路、海运、航空等促进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项目，也将会给交通运输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对核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很大，有4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有关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新建约300台核电机组，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将占到新建机组数的约80%。还有，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趋势，意味着存在持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需求。

就我国而言，国家特别鼓励基础设施领域龙头企业“走出去”承接国际大型工程项目，进而带动资本、设备、产品、技术、工程、劳务输出。因此，“一带一路”将给基础设施领域企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第三，通过金融创新，可以使基础设施成为收益不错的投资方向。

传统观点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期限较长，具有稳定、可预测、抗通胀以及抗周期性的现金流，更接近于债券的特征。所以，基础设施资产往往被投资人认为是低风险的类债券资产。但实际上，部分基础设施资产的特征，与传统投资观点明显不一致。不同的基础设施资产类型，往往对应风险收益曲线的不同落点。既存在低收益、低风险的基础设施资产，又有增值及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全球非上市私募基金的数据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内部收益率中位数为18.74%，显著高于非基础设施投资基金6.02%的中位数水平。可见，基础设施投资是相对低风险，而且收益不错的投资方向。

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如果能够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公益品、准公益项目的投资问题，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因为基础设施作为投资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期限长、收益率稳定等，对于大型投资机构而言是相对安全的投资领域。但目前，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问题是不好进入，特别是股权类的投资，这就需要金融创新。

城发基金就是在有意识地用创新的方式，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当然，我们选择做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广州为主，与前面探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但我们金融创新的模式和思路，也可为捕捉“一带一路”倡议给基础设施产业带来的机遇，提供借鉴。

城发基金成立于2014年，作为拥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平台，虽然我们的基金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资金，但是大部分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和市场化的投资平台有着共同的股东背景，都是通过企业化运作，利用市场来获取利润。在投资决策方面，我们也是完全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我们和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关注目标有所不同，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而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在这一主要目标的基础之上才会考虑盈利问题。

城发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是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首先，我们的企业定位是创新性的投融资平台，这个创新性体现在我们是从项目本身来获取收益和退出的，而不是靠政府来贴息或者来兜底的，这也是我们不同于其他国有投融资平台的独特之处。

其次，在募投管退这块，我们三年时间签约基金规模逾1000亿，而且还准备通过发债的形式募资，比一般的基金公司融资渠道要丰富;目前我们的投资项目大概签了有300亿，其中基础设施已投出200亿，一切都处于良性发展过程中。关于退出机制，基础设施项目从早起到中期到后期，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我们通过发债可以给城市发展基金作为退出通道，等到形成正规现金流时，通过资产证券化，放到上市公司里去，就变成了持有的概念，也就不存在退出的问题了。

在收益回报方面，城发基金是没有设置优先劣后的结构安排的，和所有基金一样，在收益端我们采取的LP先拿，GP后拿，而在本金端还是要看项目本身的状况好坏。不是所有类型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首先我们要求项目本身必须是有产权的，没有产权的项目就形成不了资产，其次我们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正现金流的项目，回收期限可以长，但是必须要能够明确地测算出回收期，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全身而退，不让政府来兜底。

在吸引资本加入城发基金方面，我认为政府股东主要看中的是资金的灵活性和投资成本低，而出资人主要看的是投资收益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所以我要在这两方面做到让政府股东和出资人相信我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风险高，我们之所以还要花这么大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资本缺乏进入通道，而作为国企的我们需要打通这个通道，做到把资金和项目匹配起来。城发基金通过商业协议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平衡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益性和收益性，力求在最小社会成本的前提下，增加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供给。

“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作为北京大学重要的金融盛事，由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简称UFAPKU)发起，自2014年5月起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论坛嘉宾汇聚海内外著名金融学者、行业领袖和政府官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海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等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学术砥砺代表出席本次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