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于11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江平出席并演讲。

王江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经历新旧转换的衔接期和振动期。一方面传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明显减弱，另一方面，新经济动力仍在孕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取代旧有动力的力量，新业态、新产品的体量仍然比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

王江平认为，在这种“青黄不接”的背景之下，加快孕育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在其看来，用竞争政策催生新动力是最有潜力、最有效率。“过去有一种误区，认为经济的新动力往往来自新兴产业，所以我们规划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说泛善可陈，反而是突破了制度束缚的互联网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的希望”。王江平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以为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受到的束缚相对比较少，也没有人去规划。

王江平在提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时表示，该制度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制度，仍然处于准备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证明竞争秩序越公平的行业发展越快，越接近国际市场的前沿”，“竞争政策可以担当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责任，是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

王江平认为竞争政策可以从四个维度催生新动力，分别是效率动力、创新动力、信用动力、品牌动力。去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破除垄断。政府应通过倡导信用服务，督促各方履约建诺，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倡导信用监管还可以避免劣币驱除良币”。

“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70万亿，如果我们效率能够提升1%，那就会有6万亿的量出来。现在任何一个新兴产业要达到6万亿也是极其艰难的。同时在既有产业中去孕育新动力往往事半功倍，社会震荡最小，公约数最大。我们在注意新兴产业的同时，也要高度注意存量的挖掘，而这个存量的挖掘也要靠竞争政策充分地实施”，王江平表示。

对于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王江平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的竞争政策不充分，产业政策过于宽泛所导致的。“我们习惯于依赖产业政策这一思维定势来处理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过剩产能的退出，新经济业态培育这些重大的经济变化时刻，我们都过多、过重地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解决，而不是倚重竞争政策培育市场化的动力”。

在其看来，当前我国市场上违背公平竞争的行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政府行为对竞争的抑制与影响。第二是市场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竞争的抑制。王江平提出三个疑问，“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垄断行业？比如我们现在在电信、在烟草、在石油、铁路等等领域都有垄断性行业。第二竞争性的国企是否应该有获取要素资源的特权？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里？”

“孕育经济新动力必须要下大力气倡导和实施竞争政策，必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有为的政府不仅要提供有意义的产业政策，更要提供有效的竞争政策”，王江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