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煤炭价格飙升，其中去产能是重要影响因素。行政手段推动去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场变化，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在供给侧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更合适的方式是行政命令和市场情况相结合，行政命令主要是消除不必要的干预，理顺价格信号，更多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年中以来，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从2016年第25周(201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开始，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连涨18周，从401元/吨涨到11月2日的607元/吨，11月9日虽有回落，但606元/吨仍较去年同期上升了60%，相比年初的371元/吨，涨幅更是高达63%。

各方普遍认为，此番煤价飙升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推进不无关系。三季度以来，煤炭去产能快速推进，截至9月底，已完成全年任务的80%以上，而7月底这一数字仅为38%。

一边是去产能，一边是煤价涨，发改委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在两个月内三次召集煤炭企业开会，要求企业既要完成去产能任务，又要增加产量、稳定不断飙升的煤炭价格。年初确定的“所有煤矿的生产能力以每年276个工作日代替此前的330个工作日重新核定”，也出现松动。

政策推动煤价上涨后，是否也能成功地抑制煤价上涨，尚不可知。但对中国来讲，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行政指令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煤炭市场的变迁

煤价的涨涨跌跌，并非第一次发生。笔者选取2009年-2014年，来分析煤炭生产的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钢铁、建材需求攀升，进而对煤炭的需求量也明显增加，尤其是2012年-2013年，煤炭消费量攀升尤其迅速。在此期间，煤炭生产量也一路增加，直到2014年才出现下降。

从煤炭市场成交额看，2010年高出2009年近两倍，此后逐年回落。考虑到2012年前，煤炭市场供大于求，价格却总体处于上涨通道，成交额逐年下降意味着市场调整滞后，过剩产能正在累积。2012年起，在低成本进口煤炭的冲击下，煤价开始回落，2013年和2014年煤炭生产量低于消费量，大量煤企陷入困境。煤炭主产区山西近半煤炭企业亏损，超过10%的煤炭企业停产，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14年GDP增速仅为4.9%，在全国垫底。

去产能、稳价格如何平衡

去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原则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其中，煤炭去产能的目标是2.8亿吨。

此番煤炭价格大幅上涨，与去产能不无关系。上半年煤炭去产能进程缓慢，截至7月底，钢煤炭去产能仅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38%，明显滞后于中央要求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8月，部际联席会议组成10个组赴地方开展去产能专项督查，此后去产能进度明显加快，至9月底已完成全年任务的80%以上，有望提前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煤炭价格加速上涨。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表示，近期煤炭价格回升，企业效益好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和必然结果。但他同时称，如果煤炭价格偏离市场基础非理性上涨，就会影响到去产能工作的整体推进和能源的稳定供应。

去产能和稳价格看似矛盾的双重目标，对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方式提出挑战。此轮去产能前慢后快，反映的是行政手段强力推动，市场意愿并不强。

行政指令固然高效，但一旦脱离市场，往往事与愿违。通过行政手段调节经济，需要市场问题发酵到一定程度，引起政府重视，政府调查研究确认问题后，才能出台政策，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有时在调研期间市场又出现新变化，而政府并未察觉，导致政策针对性打了折扣。

煤炭去产能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需要反省行政去产能的推进方式是否合理，从目前看，更合适的方式是行政命令和市场情况相结合，行政命令主要是消除不必要的干预，理顺价格信号，更多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只有做到这一点，去产能才能顺利推进，效果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