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在香港一场研讨会上就阿里巴巴的金融战略发言。当他请大家提问时，第一个举手的人来自香港的保险监管机构。“你说你们对互联网保险感兴趣，”这位官员说。“我想确保你们来香港时，获得适当的牌照。”在YouTube上的该活动录像中，蔡崇信彬彬有礼的回答引起观众们清楚可辨的震惊笑声：“如果我们真来香港，我们将获得牌照——并寻求您的建议。”

然后，就在几天前，蔡崇信的合伙人马云批评了港交所的上市规则，称其是几十年前的设计，适合地产商、银行、金融机构及传统零售商，但与初创企业以及新业务企业并不相关。他发出批评的部分原因或许是他本人与当地规则的冲突：香港拒绝为了放行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而修改上市规则，所以阿里巴巴最终在纽约上市。但他的话仍在当地投资者当中产生了共鸣。

同样，上海一家与阿里巴巴有关联的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最近接受了上海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提到，他的公司或许会考虑在某个时候到香港设立办事处。令他吃惊的是，他很快收到另一名香港政府官员的信息，提醒他需要办理的牌照。他说，他从中得到的信息是：“这里不欢迎你来。”

然而，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很可能在下一轮融资中获得来自新加坡企业的大笔投资，其估值将超过10亿美元。

对于整体香港社会来说，企业和监管机构之间这些冷淡的交流表明，在鼓励金融创新方面，香港政府缺乏想象力而且态度不大支持。香港本来在金融领域有竞争优势。有些人警告称，新加坡和深圳等对手城市目前的动作力度比香港大得多。

香港过去培育出不少创业企业，但后来发现创业者迁往其他地方，经常是到对岸的深圳，那里的人力资本和物理空间更大，成本更可接受。

例如，世界上最大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最初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构想出来的，但现在以深圳为家。事实上，深圳在吸引新经济公司方面已胜过了香港，部分原因在于深圳工程师数量众多、地方政府采取支持政策，以及远离北京有时紧张的政治。深圳不仅是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大本营，也是数据挖掘和医疗技术公司的基地。

同样，里昂证券利用TechinAsia的数据汇编的一份新加坡金融科技创业企业名单包括了近180家公司。相比之下，香港可比名单的长度将不到新加坡的一半。新加坡当地监管机构似乎“高度支持金融科技，并对在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对该行业实施监管有清晰的想法，”里昂证券新加坡研究主管乔纳森?加里根说。

这给现有企业带来风险。在新加坡，加里根的同事克里斯多弗?伍德提到了“政府努力推动新数字经济——无论是金融科技、电子商务、数据技术、交通运输、清洁技术还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共享经济——带来的颠覆威胁”。然而，新加坡似乎意识到，一个把自己使命定为保护成熟企业利益的政府，只会加速成熟企业的衰落。到目前为止，这一立场产生了回报。“支持性的政府政策和亚洲最强大的生态系统，已催生了新经济的早期阶段，”加里根说。

诚然，香港也有一些尝试推动创新的举措。7月，红杉中国与香港的一群教授和三所顶尖大学的校长合作推出了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该平台将招聘教授担任导师，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制药、医疗设备、电子和金融科技方面为学员提供指导。红杉中国的创始人沈南鹏已捐赠3亿港元作为催化资金。但要重建香港，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