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能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在全球绝无先例，自然也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短、效率最高的城镇化运动之纪录。

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

为防止房价持续无理性上涨，国庆节期间21个城市启动了限贷限购，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反复喊话“会对信贷增长有所控制”；《方案》重点推动非户籍人口在省会以下城市落户，部分地区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可能加速，进而对一二线城市的地产调控所形成的抑制产生对冲。因此，此轮房价调控对于经济动能的削弱程度将十分有限。

虽然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53.7%，但实际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6%，而撕破城乡二元户籍壁垒与拓宽非户籍在城市的落户通道就成为加速城镇化的根本。为此，《方案》不仅要求省会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并且大中城市不得采取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同时《方案》指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不得采取积分落户方式，大城市落户条件中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年限不得超过5年，中等城市不得超过3年。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方案》也要求根据户籍人口比重进一步放宽落户指标控制。不仅如此，伴随新入城人口的并不仅有户籍的改变，还有同城居民公共服务权利的平等化占有与享受，包括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保障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等等。所有的这些如同一枚良性激素，势必带来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驱动城市间资源配置再平衡

实际上城镇化所引起的并不只是人口数量在农村与城市间的增减，更重要的是会驱动我国城市间资源配置的再分配与再平衡，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依托着优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资源高度聚集的地位，一线超大城市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大城市圈内继续外扩，在引起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也造成三四线中小城市的资源被“掏空”，加之三四线城市本来就缺乏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三次产业的结构也很低，吸纳非户籍人口的作用并不强，因此，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城市发展的非平衡特征异常明显。

按照《方案》要求，除了中央财政将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以对吸纳非户籍人口的较多城市实施补助机制外，还将建立城镇建设“人地挂钩”机制。据悉，对于进城落户人口，今后5年将按人均100平方米标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而且因吸纳非户籍人口有限，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所得新增建设用地将非常有限，相反，那些吸收1亿非户籍人口的三四线城市将会得到约1200万亩土地的有效供给，而且地方政府还有10%以内的自主调节权。显然，以人口增量带动土地资源增量进而带动产业进入，三四线城市将获得“空中加油”的机会，同时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将得到稀释，城市资源将出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梯次有效配置，进而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合理与均衡地发展。

如果说城镇化引起的资源优化重组并非短期所能察觉的话，那么人口城市化所产生的投资与需求能量以及城市内部产业层次的升级效应却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据专家测算，一个非户籍人口完成落户，各项配套成本为10万元-16万元左右，而即便是以10万元计算，包括从教育到医疗、养老、保障房，到城市道路、公交体系、城市绿地公园的配套等等，1亿人落户城市所形成的投资需求就是10万亿元。另外，1亿人口落户城市所能带动的城市消费人数，折算后至少在1.5亿人左右。而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量的扩张又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需求，从而对未来至少5年内基础设施建设年均增长20%构成持续性支撑，同时，消费与投资力量的叠加也会驱动城市服务业的扩体强身。以此观之，城镇化显然将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与提质增效的最重要、最强劲动能。

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将上新台阶

值得强调的是，城镇化在激活城市多种经济功能的同时，也将使我国农村与农业获得经济细胞再造与更新的强大势能。从目前来看，影响农业人口转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处理问题，而且据国家发改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为了保住“三权”，相当多的农民会选择留在农村。如果这样，支撑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将会很难得到提升。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但按照《方案》要求，各地又不能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三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而是要探索形成农户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支持和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动态观察，虽然官方明确不能强迫农民转让“三权”，但“人地分离”却是一个必然趋势。一方面，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地市民化，对于土地资源的占有性需求将显著增加，这将反过来给“十三五”期间18.65亿亩的耕地红线产生巨大压力，也给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可能带来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高土地的规模化程度从而增加单产量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另一方面，城镇化尽管可以带来土地的增值，但级差地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周围土地，多数农户手中的土地要想增值，唯有通过土地流转才能实现，而且农民也只有将土地商品转化为现实货币，才能具备在落户城镇购买房屋以及创业的能力。因此，接下来将在吸取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全国农村都将建立起通畅快捷的产权流转市场，农村土地会集中性地改变“资产”属性并演变成“资本”和“股权”的形式，耕地也将迅速地向种植专业户手上集中，中国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将显著跃上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