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在当前我国增长速度进入 “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中央决心推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措施的供给侧改革重点部署，国有企业必须加快改革发展，助力供给侧改革。

国企是供给侧改革主力军

首先，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和“靠山”。当前，我国国有经济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战略竞争产业三类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行业都涉及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国有经济如果丧失了这些行业的优势地位，将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影响我国产业的完整和独立，严重延迟我国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步伐。同时，国有经济也大量存在于很多一般竞争性领域，这些都是通过改革发展后，在市场竞争中存留下来的优势企业。

国有企业属于全国人民，是全民凝聚和财富源泉，必须对我国国民经济起到“基石”和“靠山”作用。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时，国有企业应承担起反周期作用，必然地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力军。

其次，国有企业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国有企业是当前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5 年中国企业500 强的59.5 万亿元营业收入中，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为46.6 万亿元， 占78.3%。营业收入超过1000 亿元的企业共144 家，其中国有企业共118 家，民营企业仅26 家，国企占到82%。

此外，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中央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1 年到2014 年期间，中央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从2700 亿增长到3500 亿元，占到全国总研发经费的1/4，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和发明专利，每年增长量超过30%。国有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我国产业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先进生产力代表。

其三，国有企业是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旗舰”。当前的国际经济竞争主要是大企业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大企业身上。国有企业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象征和代表。

中央企业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截至2014 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 余个国家或地区，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约占中央企业总体的12.1%、17.9% 和9%。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以上，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 左右。

在当前全球性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国有企业正在加快落实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继续担当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航母群”中的“旗舰”。

国企供给侧改革存内外部障碍

当前，国有企业推动“供给侧改革”主要存在外部和内部两大障碍。从外部来看，主要是我国市场的低层次性和市场环境较差。

首先，我国市场的低层次性。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快速扩张，行业准入的资金、技术、环保、安全等门槛过低，导致产业低端化、低层次重复投资严重。当前我国主要行业过低的产业集中度使我国企业不断陷入只依靠低成本扩张，无暇进行技术投入，只能在低端市场无序竞争的恶性循环，导致国际竞争力弱，资源浪费、忽视环保效益差等一系列突出问题。

其次，市场环境问题。我国虽然从上世纪80 年代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但到目前为止，部门分割、区域分割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同一地区待遇不同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由于行业准入门槛过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较弱，导致技术先行开发者往往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长期的技术投入很可能在产品刚面世时就很快被抄袭。

从内部看，主要是国有企业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以及由于机制体制等问题导致的经营绩效偏低的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较其他企业都重。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普遍资本金投入不足，负债率较高。其次，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欠灵活，激励机制不健全也是国有企业推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因素之一。

改革应处理好四对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去产能”与生产能力储备的关系。

战略产能储备包括战略物资储备、资源储备，以及相关的生产能力、技术和人力资源储备。战略物资储备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保持一定的战略物资库存、以及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反市场危机、国防危机和应付突发性天灾人祸的需要。国有企业实行供给侧改革，实现提质增效，必须十分重视“去库存”工作，加快资金周转。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起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我国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要在划清落后产能和产能储备的界限的前提下，做好相当的产能储备。

其次，处理好产业升级与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当前国有企业在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聚焦于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产业，专注于产业高端，并向一些可能成为我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发展。为此，需要国有企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加大我国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起到市场稳定器作用。

应该看到，从上世纪90 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改革重组以来，国有经济大幅度收缩，目前存留在一般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经过长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后生存下来的优势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改革发展培育出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在环保、技术、劳动标准、安全生产等多方面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更注重投入，已经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事实。

在当前我国各主要行业普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去产能”是必要的。但“去产能”必须确定相关行业必须满足的先进技术、产业规模、环保标准、安全等标准，以达到真正淘汰的落后产能的要求，而不是只去国有企业的产能，为其他低标准、低成本的更落后产能腾挪市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

在国有企业大力提高国内产业集中度、规范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必须积极参于国际竞争，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象征和代表。在当前全球性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其三，处理好突出主业与多元化发展的关系。

由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肩负十分明确的社会使命和国家义务，不能充当简单的市场投机者。在当前较为困难的宏观环境下，国有企业往往面临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国有企业必须承担其他企业不能承担和不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履行好社会义务。为此，国有企业需要在聚焦主业、做优做强主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实行适度多元化经营。在需要退出的领域可以采取多元化经营的方式，重新聚焦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资产转型。

其四，处理好“降成本”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

在当前“三期叠加”环境下，很多国内企业纷纷采取紧缩方式压缩开支，采取减员、减薪、降成本、压费用等办法进行“猫冬”，有些地方和企业还出现了“减员潮”、“降薪潮”，很多企业不再热心公益事业。

虽然降薪、减员属企业权力，但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践行者，主动承担着坚持我国经济公有制性质、坚持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社会责任。2015 年中国企业500 强中，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占81%，大型国企减员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可想而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纷纷做出了管理层降薪，不让普通员工降薪，更不裁员的决定，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

此外，国有企业除了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之外，同样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去承担企业的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以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当前企业需要压缩费用、节减开支的客观条件下，国有企业需要正确处理节约与公益的关系，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