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2年电改5号文出台后，落实举步维艰不同，2015年电改9号文颁布后，电改迎来了窗口期。

其中，31家电力交易中心的相继挂牌，为电改提供了一块新的“阵地”，在推进电力交易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

截至发稿时，我国已经成立了2家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29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还有海南、山西、湖北等电力交易中心正在筹备。

那么，这31家电力交易中心在中国电改的征途上，承担了什么历史使命?现在究竟做了什么?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对北京、广州、安徽、广东、贵州等地电力交易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参考了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电力交易机构的经验与问题，形成以下一组报道。在这里，我们不夸大成绩，也不掩盖问题，只求探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力交易中心的发展逻辑，为中国电改找到方向。

降电价，牛鼻子抓错了

电价降了!

各地电力交易中心运营以来，人们普遍反映如此。

4月22日，山东电力交易中心在济南挂牌。当天，实现交易电量54亿千瓦时。其中，组织完成了省内两批次共计500亿千瓦时直接交易，降价幅度达5分/千瓦时，降低用户电费成本25亿元。同时，配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成功组织开展了银东直流跨区90亿千瓦时电量的直接交易，平均降价6.5分/千瓦时，降低山东用电企业成本5.4亿元。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成立至今，共组织了4次售电商参与的竞价交易，其中7月，全网月度竞争交易总成交电量为26.6亿千瓦时，共有35家供应商和112家需求方成交，最终结算的平均价差为-58.87厘/千瓦时，平均降幅超过6分/千瓦时。

可见，电力交易中心的建立，确实起到了9号文中提及的“降低电力成本”的作用，让改革的红利有效释放。因为，从供电市场来看，目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通过电力交易中心，一些发电企业利用竞争机制销售电量，不仅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激发了企业降价的动力，同时降低了用电企业的成本。这正应了电力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意。

然而，我们发现一些政府部门、改革参与主体在认识上，存在把建立电力交易中心的目的片面理解为降电价，或过于聚焦降电价的倾向。电价下降本质上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当前供求关系在价格上的反映，是电力需求增长放缓与发电装机容量总体过剩共同作用的结果。电力供应过剩，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契机;电价下降，不是裹挟电改政策落实的理由。电改的目的是理顺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电价升或降，应当是市场各参与主体在这个价格机制下博弈的结果。

因此，电力交易中心的建立与运营不应把降电价作为最终目的。在改革进程中，电改所引入的竞争未必意味着电价的下降。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把降电价和救企业连在一起本身是错误的，相当于头痛医脚，而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电力市场，更是错上加错。只有通过竞争将落后的产能淘汰，同时促使存活下来的企业引进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其结果传递到终端电价上，才能形成市场意义的降价空间，并真正“良性”降价。

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正确引导公众对电改的期待，不切实际的降低电价的承诺不但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加，更可能因意料之外的社会压力传导，而使改革进程偏离、影响改革成败。

市场化，做比说更给力

1996年3月29日，美国率先在纽约商业交易所中引入电力期货交易，接下来的数年里，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根据需要相继建立了电力交易市场，可以说建立电力交易市场是全球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趋势。

此前，阻碍我国电力市场化的最大障碍是行政计划管制，包括项目核准制、价格审批制、年度计划电量分配制。这种体制存在明显弊端，近20年来，电力需求增长不确定性较大，使得国家集中决策审批的方式难以适应，项目核准制剥夺了电力企业分散决策权和发展的部分自主经营权。价格审批制锁定了电力生产发、输、配、售各个环节的价格，年度发电计划分配又锁定了上网电量，发电企业自然丧失了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价格不能波动，电量不能自主营销确定，电力项目不能自主决策，推进电力市场建设自然举步为艰。

电改9号文明确提出，建立相对独立、规范运行的电力交易机构，推进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目前建立的31家电力交易中心，为电力供需两侧市场的有序开放及“多买多卖”市场格局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提高电力市场竞争公平性与效率提供了有效途径，对电力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