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各地逐步取消或弱化楼市“双限”，有关部门放松楼市调控措施、加大货币支持力度的时期。要在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防止泡沫风险的同时，使更多民间资本规避被楼市泡沫套牢的风险，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速比2015年全年的10.1%低了6.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下降。

关于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很多人从简政放权、增强政府诚信、提升办事效率、规范市场秩序等角度，探讨改善民间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积极性的途径。还有分析称，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相对较高，既与东部市场化程度和转型升级程度呈正相关，但也可能与楼市的变化有关：东部地区一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使得更多民间资金涌向房地产领域，同时对投资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虽然全国民间投资的宏观数据尚难以细分出房地产投资的规模、速度，且民间资本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仍保持了相对较大的规模和平均增速以上的速度，但警惕楼市对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并非空穴来风。多方面的经济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梳理数据可以发现，民间投资增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超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至4个百分点的速度，这两条增长曲线保持了近乎等距的平行走势。但去年以来，两条曲线的距离明显缩小；从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底，两条曲线就呈现出基本重合之势，表明民间投资与全国投资增速已经大致一致；今年以来，两条曲线则出现反转，民间投资增速曲线低于全国投资增速曲线且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一年来，正是本届政府大力强调并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手续的时期。所以，仅从市场化程度、办事效率、政府诚信、政策支持、银行信贷等角度，还不能解释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变化的全部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各地逐步取消或弱化楼市“双限”，有关部门放松楼市调控措施、加大货币支持力度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全国不少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反转，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由降转升。与此同时，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也有了明显回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与全国投资增速中西部快于东部的趋势相反，民间投资增速和房地产销售增速则均呈现出明显的东部快于中西部的特征。今年1至5月，东部民间投资增长8%，增速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3和6个百分点；东部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40.4%，增速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7.2和20.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62.9%，增速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9.1和42.5个百分点；东部商品房销售额增幅高于销售面积增幅20个百分点以上，也大大超过中西部，表明东部楼市的均价上涨幅度也大大高于中西部。民间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走势在区域特征上的吻合，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楼市对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确实需要引起关注。近年来，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已在三分之二左右，其规模和投向不仅影响着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也至关重要。同政府和国企投资相比，民间投资显然更会把投资回报放在决定性位置，回报的周期越短，回报率越高，就越具吸引力。

虽然一些三四线城市房价依然走低、库存积压严重，但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走高必然会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流向楼市。而在取消或弱化“双限”和加杠杆背景下，东部地区多城市商品房销售大涨，也表明投资性购房在主导楼市走向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仅会加大楼市的房地产泡沫和潜在金融风险，使民众的购房能力降低、购房负担加重，也会导致部分宝贵而有限的民间资本集中并滞留在房地产市场，从而加剧楼市泡沫风险，还延缓和迟滞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对投资者而言，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应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抑制房价大幅上涨，并努力使房价回归价值本身。要在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防止泡沫风险的同时，使更多民间资本规避被楼市泡沫套牢的风险，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