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叙一叙自己的互联网生活，这里撷取的几个人物和故事只是这些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几个片段，勾勒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大致脉络。故事的后续，则是中国互联网更精彩的明天。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伴随着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当通过互联网感受“天涯若比邻”，当中国互联网概念股屡屡被世界资本市场看重，当“双十一”、“余额宝”们、微信支付等让越来越多的人欲罢不能，我们兴奋，我们着迷。

还有一些时刻，同样记录在中国互联网的年轮上：“熊猫烧香”肆虐、博客微博频繁出现虚假新闻、“百团大战”、“3Q之争”……对此，人们也在问：互联网怎么了？未来的道路在哪里？

21岁的中国互联网，好像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努力成长，也依旧青涩，经历着挫折、迎接着挑战。

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叙一叙自己的互联网生活，这里撷取的几个人物和故事只是这些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几个片段，勾勒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大致脉络。故事的后续，则是中国互联网更精彩的明天。

一位政务微信小编的故事：

打开政府服务新窗口

穆亮是基层公务员，负责当地的文化信息传播。每天，他负责对一个网站、一个微博和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进行更新：“现在哪个政府机构不是这样的标配？”在他看来，中国互联网21年的发展，是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仿佛打开了一扇面对更多信息的窗口”。

回想1994年，穆亮才刚刚念高中，对“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影响后知后觉。第一次登录互联网，还是三年后进入大学，在学校的公共机房：“第一次知道注册、知道聊天室、知道什么叫天涯若比邻。”

但要说互联网对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工作。“2001年刚进单位的时候，我就负责宣传工作，可当时单位的网站才刚刚搭建，谁都没有想到今天会把互联网上的政务看得如此重要。”穆亮是文科生，主要负责内容提供，记得当时单位还专门请了外部团队负责网站构建，但对于DAU、KPI、PV、UV这些词，几乎没人清楚，“完全像天书一样，谁知道会变成今天的工作成绩考核？”

互联网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以及对政府工作的作用，穆亮却感受到了。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时遭殴打致死的事件让他深受触动：“这次全国各大网络媒体都参与进去了，铺天盖地都是相关报道，最后督促相关部门侦破了案件，还为此修改了相关办法。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网络传播的力量有多大，也让我思考政府应该怎样利用互联网。”从那时起，穆亮不再把单位网站看做各种公文、报告的展示台，而是希望尽可能把网站变成一个服务平台，开出了各种互动窗口。

更大的变化在2010年，微博开始走红。“当时，注册微博的还是以个人用户为主，但我们单位很早就开始了织围脖，虽然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风土人情或心灵鸡汤，但发现还是吸引了大量粉丝，因为很多人发现，原来政府机构在互联网上可以这样讲话——大概是指比较接地气吧。”穆亮说，没有想到随后政务微博变成了政务工作“互联网+”的标配，像他们单位这样最早“织围脖”的，成了利用互联网进行政府与百姓互动的典型。

来自CNNIC的权威数据也显示，2012年是政务微博发展的高峰：2012年10月底，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达60064个，较2011年同期增长231%；11月11日，腾讯微博认证政务微博达70084个。

政务微博之后，是微信公众号。已经习惯通过微博与百姓交流的政府部门，又看中了微信公众号。“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每天发一条公众号，远远不够。”穆亮表示，眼下他经常研究像“上海发布”这样的政务公众号为什么能受粉丝欢迎，“什么时候该卖萌、什么时候该严肃，哪些信息要披露，哪些评论要注意，都要思考。如果说最早的网站是政府单向向百姓发布信息，那么今天，政府面对的是随时可能撒花也可能拍砖的粉丝，需要更大的智慧”。不过，他也有担心，各种虚假信息也通过互联网传播，“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应对各种网络谣言”。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指出，互联网正成为意识形态竞争主战场。眼下，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价值轮廓更趋明晰，逐渐彰显主场优势。可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莺飞草长、非理性繁荣，也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此，中国互联网需要进一步规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秩序。在保障多元意识形态表达权利、尊重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如何合理规范网络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他建议，在当下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甚为激烈的语境下，博弈双方应尽可能祛除傲慢与偏见，少一些任性的自负，多一些理性的对话互动，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新秩序。

一位BAT员工的故事：

感受飞速感受追赶的疲惫

已经从阿里巴巴离职的余丽依旧记得阿里巴巴，以及整个互联网生态圈给自己以及周边人带来的生活变化。

“因为是员工，所以我大概是淘宝网的第一批客户。”她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网购经验：“第一次应该在2003年九十月份，买的是几双秋天穿的袜子。”那时候还没有支付宝、快递也不那么发达，怎样判断卖家是否靠谱，着实让余丽犹豫了好久。最终，她选了价格不太高的袜子：“收到货后，感觉是一种意外之喜。”

让她觉得网购很可能成为潮流的是在2004年：“当时在阿里巴巴内部，淘宝的发展速度已经非常快，又有了支付宝这个专门为交易安全设计的第三方工具，大家都觉得以前担心的交易安全等问题都能解决，加上我们作为第一批买家已经在一年内体会到网购的便捷，相信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都会喜欢这样的消费方式。”

最刺激她的还不是淘宝买东西方便，而是当她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在IT公司上班的老朋友建议她：“去京东买吧，比去电脑商城买划算。”之前，余丽的网购金额大致在数百元，很少有超过四位数的；她很难想象数千元的电脑也能上网买：“万一是次品怎么办？万一运输途中弄坏了怎么办？保修靠谱吗？”但结果是，她在京东上买了一台惠普笔记本，发现果真质量可靠、价格合理。

“既然连那么贵的电脑都能上网买，还有什么不能买呢？”这一想法果真在阿里巴巴随后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不论是从淘宝网衍生出的淘宝商城，还是诞生了专门的促销平台聚划算……余丽意识到，淘宝网正从一个平台变成一个生态圈，围绕这个生态圈的既有买卖双方，更有生产、营销、支付、物流等一整条的供应链。

再后来，可以用“飞速”来形容电子商务的发展。第一年“双十一”时，只有发起人阿里巴巴一家，如今却成为中国互联网举足轻重的人造节日。在此过程中，还有“618”、“双十二”等各种电商营销高峰，不仅推动中国电子商务成交额屡屡创下新高，还普及了移动支付、O2O等新的业务形态。

2013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5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余丽觉得，电子商务只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之一。“比如支付宝的主要功能早就不再局限在保障交易安全上了，而是向线下渗透，还衍生出余额宝、招财宝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由于腾讯、百度等大佬的参与，出现了更多的互联网生活服务，比如各种O2O，这在当年很难想象。”

但她承认，从阿里巴巴离职的重要原因是“节奏太快、压力太大”，“我想享受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便捷，但作为员工，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还要应对各种负面传闻”。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创新精神，外界一直持正面态度。但如何对待创新中出现的问题，社会上有许多质疑。对此，专家的意见是“不能一棒子打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指出，中国互联网的服务创新、产品创新自有其特点，在规范市场前，首先要认清特点。例如，相关服务和产品以本土电子企业为主，所以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和颠覆性更强。但是，我国市场经济、市场信用的法治建设是在成长中，虚拟与现实的法治环境同步建设，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此外，电子商务包括互联网金融产业等，对创新和发展有更高要求，在创新能力强的产业基础上，如何建立有效法治环境难度确实也比较大。

基于此，阿拉木斯认为对于中国互联网创新的管理，需要从三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立法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发展，让创新有法可依，使法治建设尽快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二是进行专项的法律整合，取代分散的部门规章管理办法；三是鼓励通过互联网帮助制造业转型升级，建立新的模式。他还以互联网打假为例予以说明：“电子商务虽然是虚拟的，但蕴含了大量的真实，包括交易双方的实名制登记信息、信用信息、交易情况等。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具有现实社会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利用这些数据在现实社会打假，实现制假者、售假者一锅端并非不可能。”

一位博客元老的故事：

中国怎样为全球互联网做贡献

21岁的中国互联网虽然年轻，但已屡屡在全球市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市场从来不缺少中国互联网：1999年7月，中华网在纳斯达克首发上市，这是在美国纳斯达克第一个上市的中国概念网络公司股；2004年，掌上灵通、TOM互联网集团、盛大网络、腾讯公司等纷纷在海外上市，开始第二轮境外上市热潮；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美国历史上融资额最大规模的IPO，引发全球聚焦。

不过，这些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并非都得“善终”。比如第一家上市的中华网，也成为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而阿里巴巴股价的起伏，也传递出海外市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关注。

作为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有“中国博客教父”之称的方兴东在互联网领域工作了18年，博客中国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实验室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洞察，让他对中国互联网的现在和未来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中国互联网21年来的最大成就，就是产生了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目前中国网民超过前8个发达国家的总和。其次，是诞生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产生了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产业，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创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器。阿里巴巴上市后，世界前十大网站里，中国占据4家，与美国形成6:4的对比格局。而最大的遗憾是，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为全球互联网精神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互联网巨头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走出去”，全球化进程还比较慢。

2014年全球网民达到30亿，方兴东把它看作是互联网的上半场。他认为，对下一个30亿来说，90%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互联网的下半场。所以，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定要积极推进全球化，成为下半场的第一主力军。这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全球互联网做出贡献的最好方式。在此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既要有全球视野，又要有互联网精神，走出并超越中国原有内部市场的各种局限性，包括观念、战略和竞争策略。

中国互联网要实现境界提升，要致力于成为全球互联网的创新中心和高举互联网精神的旗手。“我们应该把互联网力量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用互联网的力量完成每一个中国人的蜕变，中国互联网应该继续引领中国的创新浪潮，成为中国转型的催化剂，成为中国全球崛起的力量。”方兴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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