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刚过，香港股市的大势很不好。“但是，联想集团的股票却一路攀升。“柳传志说。柳传志认定这样一个道理：只要股市规则透明，企业业绩真做的好，并且重视与市场沟通。

下面是柳传志自己的陈述：

在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整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两线作战”。当时我是北京联想的总裁，香港联想的董事长。香港联想跟北京联想是什么关系呢？北京联想是香港联想的股东，投资了30万港币，持有1/3的股权。

1994年，跨国PC巨头大举进军中国，国内的企业实际上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挑战，我当时是北京、香港两边跑，这时候就决定把精力放在大陆，把香港联想完全交给了那边的总经理吕先生，由他来全权负责。

当我在国内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香港联想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购买芯片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芯片价格的浮动是成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下子买了很多，结果刚买回来不久，全球芯片开始大幅度降价，做出来的产品因为成本高，根本就没法卖出去，于是导致了极大的亏损。大陆的情况则恰好相反，采用的是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订货，尽量缩短库存积压的时间，我们把这个规律研究透了，靠这个击败了竞争对手。

香港联想的亏损大概是1.9个亿港币。1.9亿港币是什么概念呢？当时香港联想一年的净利润是两三千万，亏掉的钱比这几年赚到的钱加起来还要多。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就得赶回香港，彻底解决香港联想出现的问题。好在那个时候，杨元庆在北京这边已经开始高唱凯歌，步步往好里走了。

当时还在联想集团公关部的陈惠湘回忆，1995年的10月份，联想在广东的大亚湾工业园做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柳传志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两位负责人李勤和吕谭平叫到一起，郭为和陈惠湘在旁边听着。柳传志说，自己感觉不好，让李勤回北京后迅速查一查公司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吕谭平则要回到香港做同样的工作。结果，就发现香港联想芯片库存过多。而那一边，摩尔定律已经在发生作用，随着英特尔降价，国际芯片价格跳水。香港联想以每片16美元购入的存储芯片，在11月份时已经跌落至4美元。发现之后，柳传志就决定香港联想需要在联交所发布紧急公告，称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国际芯片价格下落影响。之后的业绩发布，香港联想果然报出了1.9亿港币的巨亏。

柳传志回到香港之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银行贷款，保证香港联想现金流不断。“在当时一个亏损企业能贷款，那确实就是得凭信用和担保两个方面。光担保，香港联想亏损，股票已经不值那么多钱了，主要还是信用。由于北京联想在银行方面的历史信誉一直非常好，他们知道我是北京联想的负责人，所以批准了我们的贷款。”柳传志回忆。凭借着银行的5亿元贷款，香港联想总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至少不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悄无声息地死掉。

同时，另一项工作也非常关键，那就是调整香港联想的高管班子。在这里，柳传志充分展现了他的管理智慧。作为香港联想的董事长，即便是与总经理吕谭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也没有“一杆子捅到底”，直接指挥部队，而是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交由吕自行决策。因此当大亏损发生后，柳传志与吕谭平等人谈话，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也都同意应该负这个责任，退出了企业的领导层。

一方面用贷款为公司续命，另一方面将公司的权力收回，柳传志接下来则着手让香港联想重回健康状态。他用的方法就是：一边做好公司业务；另一边充分透明化，让资本市场知道公司在好转。

柳传志把香港联想的指挥和研发中心从香港撤到了深圳，以节约公司成本。同时，着手治理公司在惠阳的板卡制造厂。10月，公司已经开始盈利。11月，柳传志和公司高管团队在硅谷开会，决定进行京港整合，将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上市的香港联想。

由于大陆业务一路高歌猛进，整合后的联想集团业绩自然也就节节攀升。柳传志的策略是“一定要透明”。“我们每个季度宣布一次业绩，回答媒体的各种问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让市场了解我们，同时，我们还小规模的不断地扩股，此前香港联想只是个市值十几亿港币的小盘股，还是冷股，很少有人买卖，整合之后，通过充分透明和这种小规模扩股，变成了流通量很大的股票，最后还成为了恒生指数股。”

1997年的京港整合，对联想集团和柳传志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在这之前，几乎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很多事你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

业绩的不断攀升加之与市场的充分沟通，联想集团的股价也是不断上涨。1994年上市时，香港联想的股价是1.33元，报出亏损之后曾跌到过4毛左右，到了2000年，联想集团的最高时股价曾到超过70元。

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刚过，香港股市的大势很不好。“但是，联想集团的股票却一路攀升。”柳传志说。

柳传志认定这样一个道理：只要股市规则透明，企业业绩真做的好，并且重视与市场沟通，“其他事儿就算对你有影响，也不会是彻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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