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安边策 岑毓英：“与滇事相终始”

文/王振刚

岑毓英（1829~1889年），广西西林县普通壮族乡绅出身，在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5年）凭借勇于任事的智慧与才干，短短二三十年间登上了云贵总督的高位，成为清末封疆大吏中的“中兴名臣”。回顾他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其主要功绩，正是在不断地解决近代以来云南内忧外患的时代课题中实现的。试简述如下：

其一，面对近代以来云南最大的动乱，岑毓英在官军与义军、回与汉之间长袖善舞，打拉结合、剿抚并用，历经大小数百战，最终平定了云南的回民起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其功勋得到清廷的高度肯定。

其二，岑毓英在滇实施整顿吏治、大兴教化、爱惜民力、与民休息、招抚流亡、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善后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赢得民心民意。如他在《遵旨整顿吏治考核人员摺》中所言：“伏思郡守职司表率，牧令责在教养。政事之兴废，视守令之贤否为转移……滇省军兴多年，吏治废弛，民力凋敝，亟宜选精明干练之才，力行教养之政，庶元气可复，渐有向治之机。”

他认为，吏治的好坏，事关人心向背，对地方社会的治理成败影响较大。此外，他还大力推进文教事业，视民众教化为国家大事，利于稳定边疆。

其三，利用云南丰富的矿藏，恢复工矿，兴办近代工业，并重视通讯、交通业。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以滇矿经兵燹久废，谕饬开办，从滇督岑毓英请也”。为此，他专门制定《整饬铜政章程五条》，作为指导云南铜矿及其他矿产开采的纲领性文件。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和现实的需要，在岑毓英主持下，云南相继开办支持军工的云南机器局和民用的云南矿务局，以及一批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云南工业近代化帷幕由此拉开。

此外，岑毓英任内建设电报通讯业、完善交通线之举，不仅有利于云南与内地、邻省以及省内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杜侵固边”、以备缅（英属缅甸）越（法属越南）也意义重大。

其四，援越抗法，划界固边，尽力捍卫国家利益。光绪八年（1882年）3月，法军北犯河内，越南政府请求中国出兵保护，清廷曾让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三次照会法国外交部，要求法军撤出河内，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法方代表进行谈判。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清廷就越南危机征询群臣意见，疆臣之间由此发生了一场“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的争论，最终确立了“保藩固圉（边陲）”的边防政策。对此，作为边防一线的督抚大员岑毓英早就说过：“越南乃国家外藩，滇、粤屏障，唇齿相依，理宜相助。”他坚持：“必战，而于藩疆，毋于本土。”由此可以看出，岑毓英是督抚中的主战派。

他还积极调兵遣将，入越驻防，支持并配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法，在北越西线的临洮大捷中重创法军，牵制并消灭了法军的部分有生力量，为冯子材镇南关之战的胜利奠定基础。清政府最终决定与法国议和，中法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简称《中法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结束后，岑毓英奉旨参与中越（法属越南）两国的勘界工作，划界中岑毓英坚持“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的原则，“以《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主，并相度形势，设法辩论，断不敢略涉迁就，分寸让人，以负朝廷保重边疆之至意”。为此，岑毓英还建议总理衙门开导法使退出越南北部的宣光、兴化、太原、高平、凉山各省，“只在河内、海阳地面设埠通商，中间千有余里，中法彼此不居，还诸越南”。

岑毓英在《请仍以大赌咒河画分滇越界限片》中称：“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拘定撤回。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应否俟勘界时将都竜、南丹各地酌议撤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守之处。”大赌咒河是清初云南开化府（治今文山县）南部与越南之间的界河。岑毓英建议朝廷勘界时收回1728年雍正帝“赐给”越南的土地。这些建议和策略都是积极的，但限于当日的时局难以完全实现。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6月，经岑毓英与内阁学士周德润的设法努力，在滇越勘界时“约计收回各地段不下方四百余里”，尽最大努力地捍卫了国家利益。英国殖民者征服缅甸以后，不断蚕食和渗透滇西地区，岑毓英也积极加强滇西边防建设，其中尤以平定祼黑山地区和新设镇边厅为关键。

正如《清史稿·列传二百六》所载:“毓英与滇事相终始，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能自树立者。”曾入曾国藩幕府的文人张裕钊也高度评价岑毓英的治边功绩：

“故自军兴以来，论边地人才，九牧同声，推公为冠。”

作者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