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囚徒困境

1916年3月，康有为致信袁世凯，劝其退位。此信开头云“慰庭总统老弟大鉴”（袁世凯字慰亭，亦作慰廷、慰庭），大占袁世凯便宜。不过论年纪和交情，康有为的确有资格叫袁世凯一声“老弟”：他比袁世凯大一岁，二人相识于1895年，正应了信中所云“廿余年之交旧”。在信中，康有为抚今悼昔，一面大吹法螺：“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这句话几乎没有一字可信；一面感旧之哀：“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沈曾植）、徐菊人（徐世昌）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这句话则把流逝的时光拉回到风雨仓皇的1895年。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于袁世凯个人而言，同样如此。其一生功业，起于朝鲜，十余载苦心经营，随战败付诸东流。当时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视袁世凯为引燃战火的罪魁祸首，譬如恭亲王奕訢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曾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的张佩纶，在致李鸿藻信中，判定这场战争“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并称袁世凯“大言不惭，全无实际”“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劝李鸿藻慎用此人。由此种种，可知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处境之坏。

当时袁世凯的思想，较之同侪，显然属于新派。一来他在朝鲜十来年，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耳濡目染，头脑渐渐开化；二来他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在血与火之间，洞见了清朝军制的腐化与僵化，痛定思痛，主张用西方的办法训练新军。同为欲开风气的新派人物，他与康有为一拍即合，不仅帮康有为递交上书（《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以图自强呈》），还一同组织强学会。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袁世凯与陈炽、杨锐、沈曾植等，都是强学会的发起人。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发表演讲《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云：“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这些都是袁世凯作为维新人士的铁证。

康有为《汗漫舫诗集》还写道，强学会运营期间，“是时，袁（世凯）、徐（世昌）先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咸欷歔，李玉坡理卿至泣下。”由此可知康有为与袁世凯声气相投的程度，1916年信中回忆“饮酒高谈”“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云云，绝非虚辞；更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戊戌变法后期，康有为欲行武力夺权，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他们毕竟同志一场。

于是有了这急管繁弦的一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徐致靖上折《密保练兵大员疏》，建议光绪皇帝重用在天津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召进京；八月初一，光绪召见，将袁世凯从正三品的按察使提拔为正二品的侍郎候补，这在当时，属于超擢（越级提拔），乃是极大恩宠，令人侧目；八月初二，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并勉励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八月初三的法华寺之夜，也许是袁世凯一生最不愿回顾的一夜。谭嗣同夤夜突来，游说他出兵杀荣禄，肃宫廷，清君侧，复大权，这使他遽然惊觉，此前的官运亨通，原来不是福音，而是陷阱。落在了权力斗争——换一个现时代更流行的说法，叫“宫斗”——的棋局之上，他不过是一颗供人驱使的棋子，对于谭嗣同的兵变计划，倘若拒绝，有负皇上，倘若遵从，有负皇太后和荣禄大人，反正怎么选择，都成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退路，必须做出选择，像韦小宝那样以“老子不干了”来应对两难之局，终归只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