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创造性破坏引领企业竞争力提升

编者按/ 尽管在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开门红，但市场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依然在路上。

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中实现面向未来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提出的同一道命题。

6月7日，中国经营报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7（第四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顶级智库的经济学家、来自改革前沿的企业家以及搏击时代风口的创业家们汇聚一堂，共同为这道时代命题做出新的思考。

做经济研究总要思考竞争力的问题，今天讲一下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很显然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自然国家竞争力就提高了。与此同时，国家竞争力总体提高以后通过规模经济、积聚效应又使每一个企业获益，能够让每个企业站在更高的竞争力平台上进步，所以两者是互相依赖的，但是这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大家都获益的时代，我们叫帕累托改进，有大量低垂的果子举手可得，这个时候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是完全一致的关系，不仅结果上一致，目标上一致，而且在过程中也是一致的，每个企业都在改进，国家竞争力也会相应的改进。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目标虽然还是一致的，结果也会一致，但是过程就不一致了，也就是说，对企业来说存在着创造性破坏，赢者进、输者退，赢者生、输者亡，但是国家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生不能亡，所以两者的竞争力在过程和机理上就有所不同了。

最近瑞士洛桑商学院发布新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排名，中国目前排名在第18位，和去年相比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提升7个位次，我们应该具体地来看中国的竞争力从何而来？对洛桑商学院来说，他们使用了260个指标来评价国家竞争力，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硬数据指标，还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对企业领导人做的问卷调查，根据他们的主观判断合成以后进行排名，这种排名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个提高，是竞争力的要义所在，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三者之间有必然的关系，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表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潜在增长力，不取决于别人对你的刺激多大，因此说潜在增长力是国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已经不再能够用过去资本、劳动投入的方式了，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口红利给你用，因此想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由不同的部分构成，比如说人力资本、提高资本劳动的比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可持续、最持久的贡献因素，这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所在，因为它看上去简单但是背后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从外部来看，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的表现在世界经济中是一枝独秀的，到底我们秀在什么地方，竞争力到底提高在哪儿？

我们曾经做了统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素还是在提高的，这是最可持续的因素，但是也有不可持续的因素，资本劳动比、资本替代劳动在劳动生产率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过大，人力资本贡献是在下降的，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就遇到了人力资本的瓶颈，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从而了解中国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

在这之前可以先看一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因素促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对此批评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杨。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批判东亚，认为这种模式没有生产率的进步，不可持续也不是奇迹，到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时期，他再次说中国也没有奇迹可言，也不可持续，迟早要撞墙。但是很多研究否认了他们的说法，我们并非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比较典型的是在加拿大当教授的中国学者朱晓东的研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

最近我做了一些分解，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看看它们来自于哪些因素？最后汇总在一起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是由一二三产业构成的，如果三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就提高，分别是一产贡献了13%、二产贡献32%、三产贡献了11%，加起来是56%。但是三个产业的贡献只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半多一点，因此还有其他的因素，这是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资源从一产转向二产、转向三产，或者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共同构成了44%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