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监管对象还应包括哪些高收入人群？

消息说，在近日公布的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上，前十名的收入总和近17亿元，前三十名的收入超过了35亿元，前五十名的收入近50亿元。收入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片酬、导演监制费用、数字专辑收入、演唱会门票收入、比赛奖金、代言费用和活动费用等。消息还说，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2017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提出以股权转让、投资公司、基金、证券、演艺公司等行业和领域为切入点。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的一个基本税种，但无论从增加收入的财政功能，还是从调节分配的政策功能来讲，个税作用的发挥都很不到位。由于个税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征管的偏差，个税除了能够非常高效地征收源泉扣税的工薪所得税之外，对于其他收入的监管是很不到位的，这不但造成大量税收的流失，使个税的增收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而且也使个税负担极不合理地落在工薪阶层身上，使调节分配的功能失效。

说到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高收入人群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体明星。但是，真正高收入而未能按照真实收入纳税的，却绝不仅仅是文体明星，也不仅仅是股权转让、投资公司、基金、证券这类高收入者；那些依靠权力取得巨额收入的人群也应该列入监管对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 国家和集体拥有大量财富，而个人拥有的财富是非常有限，不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确实富裕起来了。但这其中有一些手握重权的人，通过种种不法手段化公为私，斩获颇丰。这种财富转移过程中，国家之失即是个人所得，但这部分所得却完全逃避了个税。这也是我国个税结构中工薪所得税占比最高，而基于其他所得的税收占比畸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他们的所得，应该被课税吗？

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非法所得到底应不应该缴纳个税？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长期分为阵营分明的两派，争执不下。一派认为，个税的税基必须是合法收入，非法收入不能征税。征税即意味着对收入的认可和保护。对非法所得课税意味着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的背书，因而是不正确的。而另一派则认为，按照税收普遍性和公平性的原则，所有的所得都应该课税，税务机关并不能区分什么收入是非法收入，因而无法对收入进行区分。在税务机关无法进行区分和认定的情况下，就应该推定所有所得都是应税所得，必须纳税。尤其重要的是，对所得征税并不排除司法机关对非法所得的最终认定和制裁。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不过，“对非法所得课税”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陷阱”。税务机关没有责任，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判断一项收入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税务机关对于一项所得是否合法应该保持理性的“无知”，不过问是否合法，也就是说税务机关眼中只有应税所得，没有非法所得。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只要在纳税义务的期限内取得的所得，如无法律规定的扣除或减免条件，就推定是应税所得应该纳税。显然，“对非法所得课税”这样的表述已经落入一种陷阱，表明税务机关已经明知哪些所得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税务机关面对一项所得是否合法时，也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模糊的判断，不可能像司法认定那么准确权威，因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此模糊的认知为征税与否的依据。

税务机关不但无能力认定所得是否合法，税收征管的时效性也不允许进行这样的认定。为了认定一项所得是否合法，有时往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由法庭经过多次的审理，最后才能作出裁定。但税收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及时足额入库，如此旷日持久的认定过程，必然延迟税款入库，影响财政功能的发挥。

从税收实践中可知，“ 非法所得不课税”的原则也无法严格贯彻执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贪官贪污巨额资金购买了房产，但购买房产时必然要缴纳相应税款，住房转让时仍然要缴纳各项税费包括所得税。论理来说，用非法所得购买的房产也是非法财产，转让所得仍然是非法所得，都不应该征税，但是，税务机关显然无法进行这样的区分，也只能不问来历，一视同仁地对待了。这说明，非法所得不能征税的所谓原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