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非万能，举债要谨慎

近来，财政部门官员和一些财政学者都在呼吁扩大赤字。11月初，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表示，可以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是绝对科学的标准。该发言被解读为后续财政政策进一步积极的信号。

赤字是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缺口，也就是需要靠举债平衡的部分，表明的是一种债务的流量，而债务则是赤字的积累，是一种存量。如果从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正式批准政府发债的国债起源算起，政府赤字预算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赤字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债务应该限制在什么范围，目前，国际上认可的赤字率3%，负债率60%的所谓红线，是欧盟的一个标准，我国现在也大体上采用这个标准。

一国的赤字率和负债率到底应该处于什么水平，才是既有效又安全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并未得出权威的结论。在实践中，有些国家的赤字率和负债率确实大大高于欧盟这个红线，也没有带来债务危机，如美国和日本。但这并不意味欧盟的标准就毫无疑义。公债的历史证明，几乎大部分的政府都有通过扩大赤字而扩张支出的天然冲动，所以，即使目前并未找到一个既安全又有效率的赤字和负债临界点，但对于赤字和债务仍然绝不可掉以轻心，决不可轻言突破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界限。

即使有些国家的高赤字率和负债率并未引发财政危机，但财政风险显然与赤字率负债率成正相关，赤字率越高，财政风险也就越大。从国际上看，虽然日本和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负债率并未引发财政危机，但是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高赤字率却确确实实带来了债务危机，希腊的赤字率曾经达到13%，这个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之中不能自拔，至今处于困难之中。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虽然未发生债务危机，但高赤字高负债仍然给财政带来严重的影响，成为压在这两个国家头上的大山，使政府行为被债务严重束缚，政府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大为缩小，许多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由于债务压力而力不从心了。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是非常警惕和反对赤字财政的，现在的高赤字率和高负债率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属无奈之举。所以，欧盟的标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目前基本上遵照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今年的赤字率是2.3%，负债率也未突破60%，看起来扩大赤字的空间还是不小的，但仍然不能盲目扩大赤字。

首先，我国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政府负债的客观事实，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关键问题是相关统计数据往往是失真的，难以作为决策依据。近日消息披露，全国GDP总数字与各地方GPP加总的数字，竟然相差1.7万亿元，这多出来的数字显然存在“水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数字同样是不准确的。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数字不实，那么，赤字率和负债率就一定不会准确。真实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或许早就超过了欧盟的红线。

其次，经济学家研究证明，为保增长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越来越不明显。无论举债得来还是征税得来的财政资金，其投资效率往往比民间投资要差得多。政府的大量投资低效重复，加重了产能过剩。而且从近几年情况看，政府的刺激项目进度缓慢，资金被大量沉淀下来。这就是说，政府大量投资并不一定能刺激经济，拉动增长，大量举债进行投资并非明智之举。

第三，政府保增长的所需资金，其实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而无须扩大赤字规模。目前政府财政存款有5万亿元之多，大量资金沉淀下来花不出去，说明存在财政资金的严重错配现象，即有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并不存在的项目，或者配置到了本来无须那么多钱的项目。过高的行政管理经费和“三公”经费还有大力压缩的空间。如果将错配的资金予以调整，将会得到相当可观的富余资金。这样挤出的资金，可以用于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支出，不必靠扩大赤字来进行融资，更不必用扩张征税来融资。

现代财政学承认赤字预算赤字财政的重要性，但是，政府对于赤字和债务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和警惕，必须以极为谨慎的态度对待之。殊不知，所有的政府都有滥用赤字扩大支出的冲动，借钱一旦上瘾，就会形成依赖，要消灭债务，平衡预算就会变得格外艰难，这是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经历所证明了的事情。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轻言扩大赤字。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成风、监督缺失的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而进行的强刺激，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区、重灾区，大幅度的经济刺激无不成为腐败分子的盛宴。

对于赤字的态度，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公共债务政策。为了避免陷入高负债的“日本陷阱”，德国联邦参议院在2009年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叫做债务刹车)，原则上禁止政府采取赤字预算。这一法律要求在2011年开始逐渐减少债务，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的发生，最迟于2016年开始，不允许联邦政府的结构性赤字超过GDP的0.35%。事实上经过不懈努力，德国政府在2014年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德国对待赤字的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