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公正机制建设阻击“村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静教授，是研究基层政权与治理的权威学者，2000年即出版过《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2007年再版)，9月1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她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营报》：你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参与了基层政权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当年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么多年过去，中国乡村在制度层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静：那时我刚博士毕业到北大工作，开始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基层政权。当时申请了项目，跑了基层很多地方，进行访谈。我关注的是基层政权存在什么问题，比如它的权力来源、行事规则、资金来源、人事更新、如何进行权力更替、它在历史不同阶段的形式等等。

这个研究发表已经十几年，这些年当中，乡村的组织和制度变化很大。我开始做研究时，农村还在收税，还有“三提五统”，很多冲突是围绕这些税费发生，现在已经免去农业税;当时还没有今天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像现在乡下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那时还正在尝试通过选举来更新村委会;乡镇企业也正在发展和建设中，村级班子还有较大的权威;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发生的乡村冲突，和当年的情况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张静：现在乡村冲突的数量要比那时多。那时虽然也出现了土地问题，但程度上，不像现在人地关系这么紧张，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商业性资本进来。那时的村委会班子相当有力量，他们控制土地资源的能力比现在大，接受问责压力很有限。在我进行这项研究时，乡村冲突的来源不像现在，虽然也有土地征用与拆迁问题，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基层干部不廉洁、公款使用不公开，或者因为土地承包调整产生的冲突。后来“三十年不变”政策出来，他们就不能经常再调整了。

中国乡村本来有民间的调解机制来调解冲突。九十年代村委会还有调解员，村民之间因为建房、使用土地会经常发生纠纷，很多村都有一个人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民间调解机制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了，但在大部分乡村都消失了。

《中国经营报》：本报最近在广东的采访，了解到发生在这几个村庄的冲突有共同点：土地问题，村民认为村干部长期由同一人担任，“不合理”，以举报村官与土地维权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冲突，在全国也较多发生，您认为这些冲突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张静：这些事情的发生，反映出基层治理的规则体系方面存在不少缺陷，其中一个缺陷是法律缺失，即没有为大量的、可能发生冲突的行为，设置并明示依据。比如，某个村庄的土地已经转卖给了开发商，由这个开发商转为商用，而其中的利益分成，跟土地所有人也就是村民没有关系，没有合约作为依据阐明这些，一切在暗中进行。土地是农民的重大利益，怎么能没有合约?有的合约里写了，但村民完全不能控制这个进程。这都跟法律治理社会的缺陷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由土地问题导致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依据和程序来防止未来冲突的发生。好的法律治理目标在防止。

举个例子，现在有些人不理解婚前财产公证，认为这样会破坏情感，其实它是为了防止未来变故因为财产而发生纠纷，防止纠缠和扯不清，并不是在公证的时候就预计会离婚，而是保险机制。万一离婚的情况出现，财产的分割是清楚的，这样互相的伤害就小些。乡村社会的冲突这么多，说明我们没有预设防范，无法防止利益竞争无序，这样未来可能出现重大的冲突。

利益竞争是人的本性。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应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把责任、利益分清楚，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再去一一回应。这种回应与解决不具有普遍性的标准，没有形成规则，看上去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解决，但长期来看于事无补。因为解决的标准各异，所以前面的解决常常是后面冲突的来源。

《中国经营报》：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在规章制度的设计上，是有这个程序的，只是没有按设计去做?

张静：没有做也是一个制度缺陷，为什么有程序可以不照程序去做，而且没有后果?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当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必定会有反应出现，没有任何反应出现，那就不是一个真制度，只是一些文字放在那里。制度是关于责任、权利、义务的承诺和行动安排，执行与不执行都没关系，这怎么能叫制度呢?

《中国经营报》：你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广州增城下围村的文章，这个村庄建立了一种“村民议事厅”制度，很快解决了持续多年的上访问题。你觉得，这个村庄或者你知道的其他村庄，发生此类故事，对于解决乡村冲突有什么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