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群体为啥出现下海潮？

【中经点评】公务员下海经商虽然不是什么新闻，但出现群体性的下海潮还是有其原因的。在笔者看来，营商环境的转好、商业地位的提升、人生以及生活态度的转变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财富意识的增强才是公务员下海潮本质和基础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发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办副主任职务。多个消息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这些人离职后的去向，暂不明朗。此前有消息称，卫明被某房地产私企“挖”走当高管，但很快有人澄清，称其实际是赴海外留学深造。而7月离职的丁磊和陈凯，据悉离职后将赴外企或民企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丁磊从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间，均在汽车行业工作，历任上汽集团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等职务;陈凯则历任上海东海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013年8月，丁磊开始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然而，担任副区长未满两年，他就辞去公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榄枝。”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从处级、科级岗位离职的上海“原官员”，以期多维度呈现上海公务员离职现状。

真出来了，朋友凑不够“两只手”

上海长宁区一处狭小的办公楼内，李朋(化名)笑着给客户倒茶水。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摆出一副小微企业老板的架势，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员工批评了一顿。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两年多以前，李朋还是上海某区一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除了区里的分管领导，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脸，也不需要亲自教底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做事。

事实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他可能会因为开会等事务，让下游供应商等着与他会面;现在他却要以下游供应商的身份，等领导“接见”。“接见”他的领导，可能级别还没有他过去高，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最短1个多小时、最长近3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但所有的苦，在李朋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现在在为自己干活，他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养活数十名员工以及他自己。公司是他自己的，“爱干吗干吗，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尽管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现在比过去多了洒脱和快乐。“现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说，自己现在每个月只纠结两件事：一是拿什么发工资，二是拿什么付房租。

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我还算好，以前就不爱去饭局，难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拥的人，出来后会是什么感觉”。

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