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徘徊”

编者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老龄化加速，人口总量高企与人口结构失调的并存必然导致公众对生育政策走向产生分歧。计划生育政策从上世纪60年代萌芽到1982年成为基本国策，前后经历了20年，如今对这一基本国策的调整也将是一项系统工程，诸如独生子女政策、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使用、“单独两孩”的实施与评估，都面临着探索与实践检验。

基于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创造了条件，而计划生育政策也在这30多年里为社会减轻了负担，这种辩证关系如今走到了十字路口。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人口政策关乎国力，那么社会个体的生育观念和意愿则左右着人口规模的最基本单元。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意愿，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现实问题已经是民众的普遍性压力，“单独两孩”的短期实践表明，政策的松动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对于养育子女的心理预期。或许随着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松动，生育观念和意愿会逆向变化，但生育“徘徊”短时难除。

一线调查

生育意愿转向“单独两孩”遇冷

2013年年底“单独两孩”正式启动实施至今，公众对该政策的关注就从未减弱过。不久前，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称，截至今年8月，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根据政府原本的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由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太短，目前还不是审视这个政策有效性的时机。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黑龙江、河南调查了解到，“单独两孩”政策尚未升温有政策滞后、生育惯性的因素，更有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生育观念转向等深层次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医疗、就业、教育等压力随之而来，“新市民”原本明显高于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也逐渐降低。

生育预期的落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呼声的高涨，不过，人口专家认为，控制人口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也还是一种限制生育的政策，而非鼓励生育。

“两孩”不易

2014年12月1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道办事处提交材料申请“单独两孩”的戈拉和妻子，高兴地拿到了再生育证。

34岁的戈拉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儿子，但他和妻子仍想再要个孩子。“上有父母可孝顺，下有儿女可绕膝，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从今年4月30日黑龙江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至今，兆麟街道辖区内的51对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有9对夫妇已经顺利通过审批。

“按照黑龙江省的要求，整个审批流程最短的一周，最长的也不会超过30天，哪怕超过一天，我们都会被问责。”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科长涂宏梅告诉记者。

往年兆麟街道申请再生育的家庭一般不会超过10个，但今年20个家庭拿到了再生育证，让工作人员感到“超过预期”。

由于我国长期广泛实施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的计生政策，所以单独两孩影响的主要人群在城市。

12月2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卫生计生局规划统计科科长郭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区有280多对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夫妇领取了再生育证，其中农村夫妇不超过10对。

但即便是农村妇女，想生两个孩子的意愿也不如早年强烈。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下辖9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是该区中距离市区最远、也最具有农村特点的乡镇，3.1万多人口中，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只有100多对。

太平镇计生办主任杜微威告诉记者，这100多对夫妇中，年龄以“70后”“80后”为主，但7个月下来，全镇有4对夫妇提交了再生育申请，其中“80后”3对，“70后”1对。

杜微威从2006年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这些年下来，她的切身感受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生活成本提高，农村人口的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也在下降。

和20年前相比，如今依然有六成居民在镇里务农，但多孩(3个及以上孩子)家庭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只要一个孩子的家庭明显增多。同时，在“单独两孩”政策放开之前，符合再婚、“一孩半”等可以再生育政策的家庭，生育两孩的数量也并不多。

“如今的生育观念已经逐渐转变为生男生女都一样，因此，我们控制出生性别比的压力也不大。”杜微威说。

记者注意到，兆麟街道申请单独两孩的9个家庭中，其中第一个孩子为男孩的有4个家庭。

“在大家的观念中，要第二个孩子往往是想要个男孩，实际上并不尽然，更多是想给孩子找个伴儿，在生活和学习上相互帮扶，相互竞争，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儿。”戈拉说。

一位曾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工作多年的计生系统人士告诉记者，黑龙江边境18市县的农村实行“普遍二孩”政策，但有比例不低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