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像”的非营利机构何时得消停？

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国家卫计委主管的中华医学会等33个社会组织和9个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力，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17.79亿元。其中，在中华医学会于2012年至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此充满铜臭味的学术会议最后只会带来患者开支的“雪上加霜”，所以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媒体质疑换来的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叫屈和不解。卫计委主管的某事业单位的项目主管振振有词地说，“社会组织办会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交流，可是办会也有成本，政府不给出钱，我们自己也出不起那么多钱，那就只好找企业谈赞助了。这些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真可谓“美国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当然装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中华医学会成立于1915年，是中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传统中国社会不知道什么叫“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所以，这可以肯定是“跟美国人学的”。但既称“公益性、非营利性”，运营所得就不能由着机构成员私分，这不但在美国是如此，中国法律要求的也如此。那又怎么能对拉来赞助的机构成员，给10%到20%的回扣？主管部门的退休官员到机构主持工作，怎么可以一边领取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一边拿着丰厚的甚至比到企业任职还高的收入？主管部门领导怎么可以在会议期间都跟企业的人混在一起？打着“公益、非营利”的幌子捞取个人好处，现任官员同企业过从甚密，学术会议形同为协会、官员和企业提供勾搭的“皮条客”，如此拙劣表演又是“跟哪学的”？即使都是学来的，为什么不学点好样子来？

在现代世界，人类生活被普遍分为三个领域，一个叫市场，一个叫政府，还有一个叫社会、公益，或者干脆简称为“第三领域”。市场按利润逻辑运作，只要愿买愿卖就成。政府运作公共资源，必须依法行政，公权公用。社会涉及个人和机构为人类福祉或者困难人员奉献资金、物品和服务，所谓“非营利”就是“付出”而不是“收进”。

现在中华医学会等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的性质登记注册，实际上却成为各色人等包括已退休和仍在位的官员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完全违背了“非营利性”的定位，还要归之于“跟美国学的”，到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干脆利欲熏心而不知羞耻二字？

由于行政管制过于严格，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都是政府部门的“嫡亲子女”，没有过得硬的关系，休想拿到“准生证”。这导致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通常具有深厚的行政背景，常被人称为“二政府”。

“二政府”的最大特点，一是主持工作的是退休官员，而且往往都是主管部门的原主要领导，因为现任主管官员往往由其提拔，面对“老领导”监管自然形同虚设；二是较之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事实上不受监管的“二政府”什么都敢干，最擅长的是假借公权力开展名目繁多的收费服务；三是服务定价随意，财务制度混乱，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

一句话，“二政府”属于典型的“三不像”，既像企业那样利润至上，但又不尊重自愿交换，拉大旗作虎皮，强行“服务”，高价收费；既像政府拥有公权力，又缺乏法律授权的明确边界，任意而为，化公为私；既像公益组织那样挂着“非政府、非营利”招牌，享受税收优惠，又仗政府之势，收企业之利。如此“三不像”是过渡时期最腐朽的现象，说自己是“跟别国学的”，也不问一下别国人认不认。

眼下被审计曝光的是中华医学会，其实前几年占据舆论焦点的中国足协，也是标准“三不像”，一直连累中国球迷只有为别国球队喝彩的资格。政府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公民，才整出这些个“二政府”，大量的事实却证明，身在公益领域却仍然不肯放弃公权力的退休官员更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然如此，不如放开各类社会组织登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服务对象有机会“货比三家”，选一个服务质量最高的机构，这样，对国家、公众和社会组织本身都可以有更好结果。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