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麦凯维走进北京亮马桥一间酒店的会议室，他一副“普通青年”打扮：棕色的短发略卷，留着络腮胡，休闲西装里穿件灰色T恤。由于个子特别高，在条桌前坐下时，膝盖不小心磕到了桌梁，他皱眉揉了揉，露出很疼的无奈表情。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自从公司决定进入中国市场，他就开始往返于纽约与上海、北京之间。但与那些健谈的硅谷互联网精英不同，学建筑出身却创办了共享办公鼻祖公司的米格尔走路说话都不太着急，眼神也不犀利。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自己并不是“极客”，下班后连手机都很少碰，创办WeWork于他而言，只是做了件“对社会有价值的”、“酷酷的”事。尽管米格尔表现得十分轻松惬意，也在积极推进WeWork扩展中国市场版图，但风口之下的中国市场，这类公司实在是太多了，亦不乏一些热闹开局却惨淡收场的。如何将WeWork在国外市场的口碑和影响力深植中国市场，避免走上打车领域Uber的老路，或许是年轻的米格尔需要切实关心的。“我们俩差别挺大的”“这家WeWork办公楼和我之后参观过的那些一样，四周是一圈镶着玻璃墙的小型办公室。很多办公室里挂着科技味儿十足的名牌Blipit、Znaptag，但在里面工作的有律师、非营利机构、电影制作人、政治顾问和一个牛肉干品牌。我所在的工作区灯光摇曳，有点像美食酒吧的调调，在装饰上辅以深色木材和皮制扶手椅，配了一家酒吧，它的墙面上贴着酒瓶障眼画墙纸，里面放着任人饮用的小型啤酒桶。”这是自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在《彭博商业周刊》上描写的场景。当时，他选择了一个350美元的“公用区畅行”会籍，获得了可以使用WeWork遍及世界各地的办公场所的权限，下载了它的iPhone应用程序，在纽约曼哈顿瓦里克街的一家WeWork预订了一个座位。第二天，他就已经坐在座位上敲键盘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办公场景。目前，全球有超过9万名会员在WeWork“一起办公”。米格尔·麦凯维和亚当·纽伊曼WeWork的故事要从本世纪初开始讲起。2001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犹太青年亚当·纽伊曼跟随当模特的姐姐来到美国，2008年，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区的一处工业建筑里经营婴儿装公司时，想要将办公室的一角转租出去。最终，他招来了俄勒冈大学毕业的建筑师米格尔。米格尔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他本科学的是艺术相关专业，但他没有继续等到研究生学习，就转到了俄勒冈大学。开学前的暑期，他什么都没做，专门看建筑方面的书。在学校“混了两年”之后，他开始全情投入令他兴奋的建筑设计当中，一天花14小时在工作室里。1998年大学毕业后，米格尔带着1500美元来到东京。吃了两周寿司，在城里的酒吧逛了一圈后，开始着手为日本当地人翻译美国流行歌词。当时美国流行舞曲女子团体TLC有一首歌非常流行，叫《小矬男走开》。Scrubs这样的俚语当地人很难理解，这为米格尔的业务找到了突破口。彼时互联网大热，用米格尔的话说，有很多人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主意就获得大量投资，创办公司非常流行。于是他也做起了时代的“弄潮儿”，和一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创办了供人们学习英语的社交网络“English,Baby!”这个旨在帮助人们学习英语、寻找朋友的社区后来取得了初步成果，有了25名员工。但米格尔没有满足，他决定到纽约追逐他真正的爱好：建筑。可惜现实略骨感。他进入了一个三人组成的小建筑团队，每天干些“来回取支架做书柜”、“检查老鼠问题”之类的活儿。直到遇到了亚当。这对分享办公室的“室友”先是将位于纽约DUMBO区的一处空置楼盘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拎包入驻”的环保办公空间，随后又于2010年在纽约SOHO区共同创立了联合办公空间WeWork。当时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纽约的公司们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办公室租价还处于低位。后来随着经济转好，企业业务扩大、加大招聘，办公室需求也强劲起来。随后的故事便家喻户晓了。WeWork与Uber、Airbnb一样，成为了全球共享经济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公司。WeWork近日提供给第一财经的最新数据称，目前该公司的120多个空间遍布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柏林、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全球会员数超过9万名，企业会员超过1万名，员工超过1800名，单伦敦Moorgate一个空间就有3000多名会员。人们对这样的成功大惑不解。当WeWork获得投资、估值达到50亿美元时，亚当曾这样分析过公司成功的原因：WeWork与那些共享经济独角兽公司一样，都是顺应趋势潮流而出现的。正如Airbnb刚好在人们需要短租公寓的时候出现，Uber刚好在人们需要更快捷方便的交通手段时出现，WeWork正好出现在一个崇尚自由移动生活，渴望与同类型的人抱团的个性化时代。米格尔则在后续的采访中对媒体强调，并不是无线WiFi或空调使这些企业主成为WeWork的拥有者，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其服务体系，是与其他的梦想家交流之后的顿悟时刻，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WeWork上海内景如今，亚当是WeWork首席执行官，米格尔为首席创意官，两人都是年轻的父亲。亚当仍然身材修长，留着一头长发，眼睛深邃发光，在媒体镜头前健谈而充满活力，总像刚从健身房里走出来似的。高大魁梧的米格尔则安静许多。他做着自己最爱的“老本行”，为各个WeWork项目把关建筑设计。第一财经记者问及两人处事风格的区别。米格尔笑着说：“我们俩差别还挺大的。亚当一直大胆、果决，积极推进公司的发展、改变和扩张，他非常雄心壮志，总是从大处着眼，思考问题也很长远。”说到自己，他想了想，很认真严肃地说：“我比较内敛、淡定一点，主要想着如何用对的方式把事情做好，走好每一步，谨慎决策。”抢占中国市场眼下，米格尔和亚当一样，在全球很多城市飞来飞去。至于在中国，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他觉得上海“很酷”，“后来我发现北京也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米格尔说这番话时，WeWork中国区总经理卢书成坐在他的身边。卢曾供职于GE、微软、戴尔和百度等公司，有20余年的高管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人，出生并成长于北京。去年7月，WeWork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第一站是上海。今年进入北京，被WeWork视为其在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截至目前，WeWork在12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建立了120多个空间，并在入华的8个月里，在上海确定了5个空间，此外，还在北京布局了光华路、慈云寺两个空间，并将下一个北京的空间选定在了望京。显然，这家估值超过160亿美元的公司正在加速扩大中国市场版图。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城市，寻找扩张机会。他的使命是让WeWork中国成为一家成功的“GLOCAL”公司，即“全球本土化公司”。为了适配中国会员需求，WeWork设置了一系列中国会员“福利”，包括为会员提供五折的健康医疗保险、吃喝娱乐休闲等消费折扣等。卢书成说，由于不少中国会员会用Windows系统，他们随即决定为他们提供购买Windows系统的办公软件的折扣。WeWork还用自己擅长的设计来拉近与中国会员的距离。第一财经了解到，WeWork在上海的第一家店借鉴上海的弄堂文化，使用了大白兔奶糖这个典型上海元素作为设计主题。而在北京光华路的WeWork空间，则用到了中式园林景观的设计。虽然WeWork的模式不以地产为逻辑，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与房地产相关的平台公司，它也在顺应中国房价的变化。WeWork入华的2016年，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飙升，伴随着住宅价格上扬，办公物业的价格也明显上升。对此，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WeWork旗下空间的会员服务费用各异，定价时会充分考虑到物业价格因素，也会结合设计等方面的成本来定价。WeWork纽约与中国开发商的合作也在进行中。2016年11月，WeWork和远洋集团达成了基于营业收入分成的地产战略合作协议。前者提供品牌、设计、社区建设、数据信息、全球会员网络资源以及运营支持，后者提供地产物业、本地化运营以及资金支持。WeWork在北京的前两个空间，都是与远洋合作。除了远洋外，泛海、绿地等公司都被传有与WeWork战略合作意向。上述在曼哈顿体验WeWork办公桌的安德鲁称，如果按面积计算，租用WeWork的办公室不算便宜。在其入驻的那幢办公场所，一个4人间办公室的月租金为2200美元起，而开放式工作区的一张专属工位月租金为400美元。但好在WeWork可以提供灵活的月租条款和创业者非常看重的附加服务;福利提供商TriNet可以提供实惠的健康保险;摩根大通银行提供付款管理系统服务;亚马逊网络服务则提供了打折的主机托管服务。在单枪匹马的自由职业者看来，相比租一个大一点的公寓或者蹲守在咖啡馆里，在WeWork购买会籍恐怕是更划算的选项。中国式挑战尽管步伐很快，但WeWork面临的市场挑战依然存在。首先，随着共享经济理念在中国传播开来，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遍地开花。经历了2015年前后的蓬勃发展期，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逐渐走向供给过剩。行业已经开始洗牌。去年上半年，深圳“地库”孵化器和深圳老牌孵化器“孔雀”告别市场，10月底，北京MadSpace众创空间宣布倒闭。《2016北京市众创空间蓝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就连创业氛围最浓的北京市，都有超过55%的众创空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与它中国的追随者们一样，WeWork眼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倘若创业大街的咖啡转凉，联合办公空间要如何应对需求的萎缩对此，米格尔似乎并不担心。他表示，WeWork社区里的客户涵盖各种产业，公司规模也大小不一，不仅有初创企业，也有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客群多样化是WeWork的强项。卢书成进一步表示，在美国，全球500强公司里约有10%是WeWork的客户，大公司会员反而是其会员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跟大公司合作可以使WeWork客源更加稳定，但是这是否会打破WeWork的文化平衡感，影响其引以为傲的多元、共享的社群归属感这也是WeWork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前期倚靠联合办公概念发展起来的本土公司中，有一些已经形成了规模。SOHO中国的散租产品3Q，以平台运营为思路的优客工厂，以社群为基础的方糖小镇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3Q自身拥有物业，有成本优势;优客工场背靠创投基金，有资源优势。而方糖小镇在创办前，其创始人已在空间运营方面深耕了8年，积累了庞大会员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业口碑。同为全球共享经济领域里的“翘楚”，Uber和Airbnb先后入华，但在中国市场表现均不如本土对手。前者离开中国，后者自2015年入华后一直不温不火，面临扩展难题。WeWork旧金山WeWork能否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并站稳脚跟对此，国内一长期探索共享经济领域的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反思过去十年，新兴行业里的国际巨头在中国成功的寥寥可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只是其全球板块的一部分，很难倾注极大资源做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中国同行全部“身家”、全部业务都在中国，无疑将在竞争中拼尽全力。“滴滴就是一个例子，Uber营销再厉害也很难打过。”该人士表示，国际巨头在中国的本土化容易流于浅层，简而言之是“不够土”，此外汇报流程相对复杂，决策时间太长也是制约因素。在他看来，与中国同行相比，WeWork在中国定价偏高，前期会得到一些“铁粉”支持，但他的中国同行们虽然起步较晚，如今也在硬件和软件上拼尽全力，未来一场比拼不可避免。“我们做的和其他公司不同，我们欣赏其他公司做的，也为它们高兴，但我们不认为它们是竞争者，我们一起推动新观念，提供更好的工作方式，这对于大家都有益处。”对此，米格尔如是说道。针对中国联合办公的发展方向，方糖小镇创始人万里江2月28日晚间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分析，在美国，“千禧一代”中有30%是自由职业者，而在中国，联合办公的相当部分客群还是创业者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这是中美市场的不同。在他看来，联合办公领域竞争日渐充分，但与打车市场不同，联合办公行业地域属性很强，因此很难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如同当初的经济型酒店，市场上将会存在三到五家连锁大品牌，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而那些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的小品牌也将与之共生。“目前没有IPO计划”去年3月，WeWork对外宣布，该公司刚完成一轮由联想控股和弘毅资本领投的4.3亿美元的融资，WeWork在该轮融资后的估值已高达160亿美元。在WeWork的金主中，更不乏JPMorgan、T.RowePrice等大名鼎鼎的投资机构。最新的来自外媒的报道称，日本软银集团已经接近敲定一项投资计划，拟斥资30亿美元投资WeWork。如果这笔交易完成，WeWork的估值将超过200亿美元。然而，截至第一财经记者发稿时，WeWork并未对此置评。从成立以来，这家公司甚少对外谈及财务问题，也不太回应投资相关的问题。WeWork阿姆斯特丹此前《华尔街日报》的信源称，软银的入股很可能会进一步推迟WeWork的IPO计划。WeWork原本考虑2017年上市，但拿到软银投资后，IPO最早也要2018年。2月22日，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关于IPO计划的问题时，米格尔也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计划，但私人投资市场一直很支持我们，IPO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方式，时机成熟就进行。”联合办公的蛋糕有多大仲量联行在其研究报告中预计，全球范围内，联合办公空间的租户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380万。在中国，政府支持、注重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千禧一代”就业力崛起，共享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都是促进这一业态发展的驱动力。该机构预测，2017年后，中国联合办公市场将迎来行业整合，专业运营商必须考虑如何提供差异化服务的问题。WeWork未来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对此，米格尔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能成为百年老店，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更多人定义成功，不仅是物质财富，也帮助他们寻找幸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他表示，除了WeWork，他们之所以还要在美国做居住租赁业务WeLive和其他可能的新业务，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取得“更广义上的成功”，即“获得幸福”。米格尔说，WeWork很幸运，因为遇到了很好的时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开始创业。在他看来，当一个人还年轻，想要尝试弄清楚创业是怎么回事，最好就去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事物，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词汇和大脑，这些在未来某个时刻会有用。年轻特别酷的一件事就是，更能接受非传统的道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与国内创业公司创始人深夜还在发朋友圈不同，大部分时候，当米格尔下班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放在能够到的范围之外。对他来说，陪儿子玩也是件重要的事，做父母跟创业一样，需要全神贯注。他有时会把儿子带到办公室，希望这能让他耳濡目染，激励他将来也成为一名“creator”。“亚当也很顾家，他有4个孩子，会花很多时间和家人相处。”采访末了，米格尔笑着说，“亚当不碰手机的时间比我更多，这很好。我们都很幸运，这个工作让我们走遍全世界，让我们能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察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且能多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