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经济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技术不断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从蒸汽机、热机到电脑都是如此，而近几年最新的变化则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指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有偿让渡资源使用权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分享者利用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交易成本会限定交易的界限，阻碍交易进行，所以，当信息技术的不发达，高昂的交易成本就会阻碍分享经济的出现，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交易成本之后，分享经济则在最近几年飞速发展，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趋势。

不过，在热极一时之后，2016年，分享经济领域遭遇了资本寒冬。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周期，正如实体经济领域的库存周期，投资领域也存在周期。某种程度上，资本寒冬，只是对过高估值与过热投资的回调。在这一波回调中，那些不靠谱的创业者消失了，那些夸张令人咂舌的估值消失了。

如果要评选2016年出现的分享经济模式评选的话，单车共享当仁不让。

摩拜单车在9月的C轮中，融资额达到一亿美元。2016年10月，腾讯和高瓴、华平、腾讯、红杉、启明创投、贝塔斯曼、美团创始人CEO王兴等又对摩拜进行了新一轮的投资，而腾讯参与，还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导流。摩拜的竞争对手OFO背后的投资方也不弱，除了在出行领域绝对领先的滴滴出行，还有大批投资过滴滴的投资机构。业界期待滴滴出行与OFO产生1+1＞2的效应。除了摩拜、OFO这两个行业内巨头，目前，中国还有深圳的funbike、成都的一步单车、飞鸽、阿里的骑呗，腾讯内部使用的webike，以及传说中的滴滴内部的滴滴单车，此外还有主打电动车的小鹿出行。目前，这些行业正在飞速发展，还处于和监管部门的蜜月期。可以预见的是，自行车潮汐带来的停放等问题，恐怕未来仍有监管的麻烦。

中国分享经济遭遇的管制有着多层次的原因，首要的监管动机来源于分享经济模式本身的特点。

撇开分享经济纷繁复杂的技术、商业模式，分享经济最本质的特点在于，通过技术改变了交易成本，移动了交易边界，并且，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分摊了甚至消除了固定成本。

传统的商业模式中，市场供给停止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地方，这一点在共享经济中仍然成立，但是，传统商业模式中，边际成本仍与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相关，而分享经济中，固定成本被无数市场中的个体已存在需求所分担，这个时候，在心理上，边际成本仅仅与变动成本相关。这就意味着分享经济的边际成本极大的降低了，市场供给量也会相应增加，并导致价格下降，与传统模式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分享经济对传统模式的挑战，是必然的、本质的。

比如，相对出租车，滴滴的固定成本已经分摊到车主本身的日常需求，而短租行业，与酒店行业不同，房子本身就是提供者的私产；在餐饮行业，“回家吃饭”APP的供应者，都是居民区的主妇，成本显然较餐馆低。

显然，这些模式必然引发传统模式的强烈反弹，由此形成全球性的监管问题。

除了商业模型和既得利益根本上的抵触外，中国分享经济面临的监管动机还来源于“吃大户的”社会观念：基于维权成本、监管成本等原因，消费者倾向于向更大的企业维权，而政府监管部门则倾向于监管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