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万戈尔尼克突然开始播放上世纪90年代的热门舞曲《无限》时，聚在一起的约20位欧洲工厂经理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不敢抬头看。

“不要担心，我不会唱，”意大利空气清新剂和杀虫剂制造商沙彼高的这位驻深圳总经理表示，“我只是希望让你们明白，唯一的限制是我们给自己设置的限制。”

戈尔尼克在制造业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正在中国的制造业心脏地带主持一个面向高管的“人才管理”研讨会，在这个地区，快速上涨的薪资、变化中的人口结构以及千禧一代的不同需求，正迫使企业反思各自的员工管理方式。

他主张，工厂经理不能把员工看做无穷无尽的可以轻易替代的资源，而是“需要更清楚地明白他们是谁，他们需要什么以及如何让他们变得更高效”。

与父辈们把工厂工作视为难得的出人头地的机会不同，如今年轻的中国员工拥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在迅速壮大的服务业，他们希望对自己的人生具有更多控制，而不是被迫长期加班倒班。

此外，随着中国人口步入老龄化，流入深圳以及广东省其他地区工厂的农民工近年开始减少，这让员工在薪资和工作条件方面获得更大的议价权。

鉴于广东制造业低技能员工的月薪最高可达4000元人民币，一些企业开始投资于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还有一些企业则转移到中国西部、东南亚或非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为廉价的地区。

但很多跨国工厂经理表示，他们愿意留在广东，以利用这里深厚的技能根基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去年，广东占到了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你必须提高生产率，这是问题的根源，”美国离合器和刹车设备制造商奥创动力传动深圳工厂经理蒂埃里?雅默特表示。他管理着450名员工。

他表示，随着外国制造商面临成本较低的中国竞争对手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击败这些对手的唯一方法是采取更开明的培养员工队伍的战略。

雅默特在这个由中国欧盟商会组织的研讨会上表示：“我们拥有的最好资本是人才，不是机器。”

戈尔尼克的工厂为标准苛刻的跨国公司制造商品，例如利洁时和宝洁。他表示，工厂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为员工提供住宿和体育设施。

他开发了一个引入毕业生的计划，培训他们成为高级管理者，还有一个计划旨在帮助工厂内最优秀的低技能员工担任高级主管职务。

他还在实施日本的“持续改善”理念，组建管理者和员工团队，试图从制造过程中节省珍贵的分分秒秒和成本。

雅默特表示，在组建这样一个团队后，他只用一天就显著精简了生产过程。

“你需要以身作则，”他表示，“如果最高管理层实行持续改善，那么员工就真的会尽心尽力。”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内地农民工的蔡玉萍表示，年轻员工的期望与他们的父辈非常不同。

“他们不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她解释道，“年轻一代一般教育程度较高，有更好的家庭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