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辅料行业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东风
多位专家近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上表示,由于受到投资回报率下降、融资渠道不畅等因素影响,当前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下滑,但“十三五”期间,民间投资空间和潜力巨大,尤其是在城镇化、高端化、智能化等相关领域。
最新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中期)》(简称《报告》)预计,下半年,由于投资增速回落和消费疲态进一步延续,GDP增速将明显回落,预计全年GDP增速为6.6%,较去年下降0.3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效应,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7.5%,较去年提高1.1个百分点。
经济下行压力再“抬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后开始呈现企稳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不过,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因素,决定了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态势,下行压力进一步抬头。
《报告》预测,2016年中国GDP实际增速为6.6%,CPI增长2.3%。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特征。由于2016年-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清华大学国家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虽然今年一季度很多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一轮反弹,但还不足以佐证经济已经筑底。“一是因为高投资恐怕难以持续;二是消费领域出现了风险的苗头,劳动工资的增速低于GDP增速;三是可能至少要到明年下半年进出口才能够见底。”
多措并举促民间投资回暖
近期数据表明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降,这也引发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与会专家认为,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渠道和领域受限等,大大制约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李稻葵强调,对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不宜过分解读,这可能是因为“营改增”间接影响所致。“营改增主要是由地税转向国税,因此过去有一个做法现在不灵了——以前地方政府会跟民间投资讨价还价,比如多搞点投资、少报点税,现在这个交易很难做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巨幅下降。”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直言,目前民间投资在地域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分化状况,“东北地区是负增长,西部地区也下行很快,广东民间投资增长速度重回20%”。
辜胜阻建议从多个角度解决民间投资不足:首先,解决空间和渠道的问题,要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二是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等关系上,要发挥政府投资、国企投资的引导协同效应,避免解除效应;三是要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问题;四是需要提升民企的转型能力,让企业有利可图;五是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让民企敢投资。
辜胜阻认为,“十三五”民间投资仍有很多空间和机遇,包括城镇化、城市群建设、制造2025科技强国、智能化加高端化、节能环保等。
严控风险是去杠杆的关键
多位与会专家均表示,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管理风险成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会面临去杠杆的问题,要综合考虑减债与稳增长的矛盾,以及如何实现二者平衡。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有两类风险:一是国际风险,如美联储加息对资本和外汇市场的影响。“只要中国自己的金融市场和体制不出乱子,风险基本可控”;二是短期改革措施所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如去产能和去杠杆引发的债券违约,部分银行注销呆账速度加快等,目前这些风险也基本可控。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说:“简单来说,供给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但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三去不能同时发生。如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同时发生,则金融、经济方面极有可能出问题,现在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杠杆支住,然后去产能。”
《报告》建议,在目前高债务环境中,不仅要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对大量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重构。存量调整是增量调整的基础,对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环境而言,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依然是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宝。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与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紧缩效应。一方面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价格过度回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融资结构转换、降低利息、减税和各类行政管理成本等措施,多途径解决企业高债务问题。
同时,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背离的问题。一方面要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和债市繁荣来启动经济和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市场泡沫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一是宏观审慎政策必须在几大时点上重点监测资产价格变化,例如美国加息日、房地产投资反弹点等;二是要利用改革和上市公司改造来缓释目前的泡沫,使“资金牛”和“政策牛”向真正的“改革牛”转变;三是要协调好企业减持、增发、IPO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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