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结构逐渐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2000-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60亿美元增长到7130亿美元，年均长16%。其中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增幅分别为19.9%， 17% ， 66.2% ，16.7%。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培育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推进了科技进步与创新，优化了贸易结构。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达713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是前列排名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服务贸易行业开放度不断提高、整体逆差水平持续扩大从服务行业开放范围看，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按照平均水平来衡量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服务业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的100个。然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趋势上呈现出服务贸易逆差水平不断扩大的趋势

1。中国服务贸易体制机制改革

2016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汪洋强调：加强统筹协调狠抓政策落实：把服务贸易打造成稳增长、调结构的新引擎。

会议中的两次强调强调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强调认真组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鼓励管理体制、促进体制、政策体制、监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目标，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0.6%提高至2020年的56%；服务业就业比重也相应地从2014年的40.6%提高至2020年的46.6%，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着力扩大规模，提升服务出口能力，力争202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

2。中国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创新试点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等10个省市和哈尔滨新区、江北新区、两江新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5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总体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的积极和创造性，选择部分地区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着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贸易制度高地。

中韩自贸区服务贸易发展展望

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从2013年服务贸易总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全世界平均为19.6%，中国仅为11.5%，然而韩国为16.8%。 韩国从2001年到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从631亿美元到了2758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增长了大约4.4倍且韩国的服务贸易差额已从逆差逐渐转为顺差。

韩国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主要经验是，突出特色、自成体系、高效运作。

比如文化娱乐服务贸易。韩国文化产业较为发达，是文化出口强国。韩实施“文化立国”战略成效显著，文化产品在世界各地大量传播，引发“韩流”和“韩流经济”，形成文化产业互动共赢链，带动文化出口。又如韩国的医疗服务贸易独具特色。其医疗整形业每年创收高达30亿美元。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威海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结合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争取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带动更多优惠政策落户威海。

中韩自贸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必须探索服务业双向开放模式、路径、政策措施。结合中韩自贸区服务贸易特色，稳步推进金融、旅游、教育、文化、医疗、商贸物流等行业开放，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营商环境。积极探索信息化背景下，中韩服务贸易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促进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供应链管理和旅游等领域加快发展，而且应当握住中韩自贸协定的战略机遇期，提升服务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还要探索完善中韩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与国际通行统计体系接轨，在财税、海关报关、结汇等若干方面，要根据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特点进行调整，对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要根据行业和区域特点进行制定。

中韩自贸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必须要完善服务贸易系统立法体系。建立健全务实型的管理体制和综合性部际协调运行机制，以及统筹服务贸易政策、相关法律规范、战略规划的制定要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相衔接。同时，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管理服从贸易便利，“非禁即入”，弱化政府的事前审批权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中韩自贸区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应当近期实行过渡性质的强势政府组织管理架构，统筹全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一切事物，避免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统筹规划并适时制定中韩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政策制度保障。远期要找准和紧抓服务贸易发展的“牛鼻子”，积极推动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特征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