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A股平均估值来计算，如果中超公司可以保持目前的经营模式，那么估值至少要在100亿元以上。如此说来，王健林如果要接盘足协在中超公司的股权，那么要至少付出36亿元的代价。

2015年8月17日，中国足协脱离体育总局管理，在去行政化后，意味着足协内部的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量”包括新足协主席的归属、足协控股资产中超公司的接盘问题，不过这些变量似乎都指向一个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作为中国足协的最大金主——王健林一直坚持着对中国足球的“爱的供养”，王健林对于中国足球充满热情，但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也在筹划着搭建自己以足球为主体的体育帝国，足协脱离体育总局，似乎让王健林看到了足球帝国“最后一公里”即将完成。

但事情可能还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虽然中国足协脱离了国家层面的行政化体制，但地方足协仍然身处体制之中，如果王健林“接盘”中国足协，在缺少行政化权力的现状下，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与各地足协进行博弈，仍然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此外，有体育投资人士向数娱梦工厂表示，按照A股平均估值来计算，如果中超公司可以保持目前的经营模式，那么估值至少要在100亿元以上。如此说来，王健林如果要接盘足协在中超公司的股权，那么要至少付出36亿元的代价。

烫手山芋——足协主席

在足协主席的新候选人名单中，王健林是目前外界呼声和关注度最高的一位。不过这个历史性机遇，王健林或许需要对形势有清晰的判断，中国足协是不是一块“优质资产”？有没有价值去“接盘”？仍是一个疑问。

目前的足协“去行政化”只是国家层面的去除，地方足协仍在体制内。在中国足协还没有脱离体制之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调动地方足协的资源，但在中国足协已经“去行政化”之时，地方足协就没有必要非得听中国足协的调遣。

尽管地方足协“去行政化”也是一个趋势，但业内人士普遍并不认为短期内能实现，理顺整个关系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去行政化”后的足协在权力上必然会得到削弱，接任足协主席或者进入足协核心权力层，未必能获得太多权力上的“实惠”。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近邻，足协的主要精力并不在联赛，联赛主要由专门负责联赛运营的组织或是公司来运营，足协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强青少年培训体系搭建、足球运动推广以及组建各级国字号球队。

如果王健林竞选足协主席成功，那么意味着他可能将接手的是一个并无实权和经济收益的实体，因为中超联赛等资产是由中超公司或是类似联赛联盟的机构来管理。尽管青少年培训这块王健林颇感兴趣，但迫于难以调动地方足协的资源，那么足协势必会成为一个“清水衙门”。

而如果王健林不去竞选足协主席，那么万达此前为足协所做的“投资”能否得到回报也是一个疑问，因为足协的权力将会被挤压。王健林为足协所做的一切，包括独自承担马卡乔的一切赔偿违约金将成全这种“爱的供养”，印证作为一个企业家对中国足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唯一能够具有决定权的就是对各级国家队的管理，但这对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推动作用，因为“万达出品”的球员拥有马竞这个欧洲的据点，能够在欧洲赛场证明自己，就根本不用担心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之前马卡乔的“乌龙事件”让万达吃了哑巴亏，所以对于直接插手国家队方面的业务，王健林以及万达并没有足够的兴趣。

中超公司的估值

既然去接盘足协没有什么实惠可图，那么入主中超公司更为实际。

中超公司的改革也是这次足协“去行政化”的重点。“足协将全部退出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的呼声越来越高，据了解，足协是中超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其他16家中超俱乐部每家持股4%。多年以来，俱乐部股东对足协在中超公司一股独大的现状很不满，要求足协退出中超公司的呼声一直存在。而谁接盘这36%的股份，谁就成为中超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谁就具备了对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主导权。

就在这个舆论风口上，中超公司原总经理刘卫东宣布，辞去中超公司总经理职务加盟万达体育，成为万达体育板块的负责人。多年以来，中超公司总经理由中国足协委任，实际由国家体育总局委任，刘卫东离职被认为是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的结果之一。

刘卫东这一举动被外界看作是王健林“接盘”中超公司的信号，但这36%的股份能够估价多少，非常值得探讨。

《中超商业价值报告》显示，“2014赛季，中超公司年收入4.4亿元。”按照目前中超公司的营收模式来看，伴随着目前版权的“水涨船高”以及中超球市的火爆，中超公司的收入以及盈利状况会越来越好，是个优良资产。

有体育投资私募机构向数娱梦工厂表示，按照A股平均估值来计算，如果中超公司可以保持目前的经营模式，那么估值至少要在100亿元。如此说来，王健林如果要接盘中超公司，那么要至少付出36亿元的代价。

接盘的代价

那么问题来了，这36亿元到底值不值得花？

足协对中超公司在中超联赛上的重大事项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哪怕其他所有的股东联合“逼宫”，足协也可以利用这一票否决权来裁决，这是源于足协带有行政、组织联赛这个身份所决定的，接盘者如果是一家公司，那么未必会有这种一票否决权的特权。

没有了“一票否决权”，王健林就很难通过中超公司这个载体去搭建自己在国内的足球生态体系，因为各大中超俱乐部未必买账。

由于足协的定位以行政化居多，所以俱乐部在整个商业链条中的话语权很低，每家俱乐部难以像欧洲俱乐部那样可以单独与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去对接媒体版权业务，完全由中超公司去代劳。

此外，每家俱乐部只有4%的收益也引起了众多中超俱乐部的不满，每年几千万的分红在如今的转会市场上，还不够购买一名中超级别的明星球员。

各大中超俱乐部都渴望着更大空间的创收之路，其中广州恒大更是开启了登陆资本市场的举措，这意味着为适应资本市场需求，广州恒大必然会最大程度地进行创收，让自身的业务模式更加稳定、具备可持续增长的基因，仅仅4%的分红是这家中超豪门无法接受的。对于中超俱乐部而言，中超公司做形成的收益主要是自己所贡献的，作为一个平台的运营者若不是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拿到如此的收入分成并不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中超赛事的火爆，由中超公司代劳的模式已经满足不了俱乐部的诉求，尤其是以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北京国安为代表的豪门俱乐部，认为俱乐部应该具备更多的自主权有助于创收，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收回到俱乐部手中，这样也和欧洲主流俱乐部、主流联赛的模式切合。因为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如今已经成长为备受资产关注的热门资源，光是四年的赞助费，平安集团就为此拿出了6亿元的真金白银。

将中超公司内的权责进行重新划分、结构进行重组，会更加符合俱乐部的利益，万达若直接以36亿元的代价接盘，极有可能重蹈卡马乔事件的覆辙，白花了一笔冤枉钱，最后被各大中超俱乐部“挤兑”。

在历史上，这并不是足球俱乐部第一次叫板联赛平台运营方，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曼联等14家欧洲豪门组成G14，因不满欧足联的盘剥来意图效仿NBA来打造一个欧洲超级联赛，从而跳出欧足联的直接干预，此举甚至还得到了部分欧盟议员的支持。尽管欧足联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但也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将欧洲冠军杯改制成为欧洲冠军联赛，并在电视转播等权益上对俱乐部作出让步。

中超与其他的娱乐载体一样，都面临着平台溢价空间降低，IP内容的价值被放大，甚至出现迅雷看看这种视频播放平台的价值还不足一个综艺节目的版权费用，迅雷以1.3亿将迅雷看看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北京响巢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王健林的“最后一公里”

王健林买马竞，以4500万欧元的代价拿到了欧洲一个很完备的球星“兵工厂”，就最近这三五年的出品来看，“马竞出品”在世界足坛已经是一个品质的保证，仅次于拉玛西亚那些世界顶级青训营，阿奎罗、托雷斯、法尔考等球星曾在转会市场上掀起不小波澜。

此前王健林的“希望之星”计划已初见成效，万达决定今后每年向西班牙输送30名小球员。到2017年，在西班牙留学的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将达180人，万达每年将提供2000万欧元的赞助费用。

足球人力资源体系建设上是要放弃国内的球星生产体系，因为现行国内球员培养体系难以适应欧洲发达地区的需求，必须要用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来从源头开始培养，所以万达选择了将还在成长期的小学生送到西班牙接受足球学习。作为国内陈旧生产体系出品的代表，已经加盟德甲沃尔夫斯堡数月的张稀哲尚未有正式上场比赛记录，在没有曝光度的情况下，即便中国市场的购买力有多强大，品牌商也很难在张稀哲身上看到任何商业回报。

如果王健林的这个计划成行，那么以目前中国足球的生产培养体系来看，未来中国足球市场上最为抢手的球星必然都是“万达出品”、“马竞出品”，就会出现许家印在购买球员、支付球员工资、开发球员商业价值之时要为王健林付费，一般来说，万达这种买断球员青少年时期权益的模式，最终的目的是要在球员成名之后进行收益分成，像C罗就是这种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但这种全欧模式要消耗的成本太高，而且最为乐观的投资回报期至少要5年，所以如果王健林可以在足协体系拿到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将有利于他的计划“落地”，即可以在中超俱乐部的梯队或是青训体系里进行一些基本训练，算是这种全欧体系的过度阶段，这样可以保证一些基本球员出品，不必把风险全部赌在5年之后。

换句话来说，王健林为了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必须要在足协内拿到更多的话语权，而此时的足协“去行政化”对于他这样的商界大佬来说，是切入中国足球核心权力中心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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