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方前期出台的稳增长政策正在逐步显效。从官方数据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幅连续两个季度稳定在7%，是6月当月，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暖，显示经济有企稳势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好于上半年，被不少财经官员看作 “大概率事件”。但是，若干微观、中观数据显示，企稳基础并不牢固，如何稳增长仍是当前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在增速转换期实现稳增长， 经过多轮讨论现已经形成共识：从短期看，要充分发挥的作用，减缓下滑速度；从中长期看，要靠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确保长期平稳发展。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往往更看重见效快的短期对策，而对于影响更深远但也需要花更大气力、克服更大阻力的中长期对策，则有意无意地后置。其必然结果是疲于应对不断暴露的风险。

当前的企稳亦是如此。今年以来，各项经济指标呈逐月下滑的态势，6月的回升除了前期资本市场牛市的影响，主要依靠的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销售的回暖。更能反映经济内生动力的制造业增速逐月放缓，产能过剩、需求疲弱的状况并未根本改观。前期持续高于总体增速的民间，上半年累计增速与总体增速持平。

基础设施加速，是政府稳增长意愿的首要体现，主要源自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增长。6月预算内资金到位量出现井喷，累计增速提高了8.3个百分点，这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快速推进、城投债发行条件放松等效应叠加，使得基础设施增速稳定在20%左右的高位。房地产销售回暖也是政策放松的结果。形成对照的是，房地产增速仍在放缓。

这样的企稳很难持久。尽管6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在前期基础上，又新推出四大类新工程包，然而，在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融资渠道受到限制的大背景下，地方筹集配套资金捉襟见肘。即使资金问题能得到解决，基础设施也只能维持在现有20%左右的水平上，断难大幅提高，对整个只能起“压舱石”作用，而非继续拉升。

中国经济要长期企稳，需要新兴行业的上升动力超过传统行业的下行压力。目前来看，新的增长点已陆续出现，但还不足以抵消下行压力的冲击。中国亟须做好“加减法”：既需要产能过剩行业的出清，更需要培养新的增长动力。

今年以来，中国地区间发展分化日益明显。东三省、山西等省份，受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影响，不仅增长放缓，而且企业盈利、财政收入都大幅下降。而前几年曾遭遇转型挑战、率先调整结构的广东、浙江，已经逐渐走出困境，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说明，无论稳增长、调结构，还是培育新的增长点，归根到底要靠改革，关键是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深化改革重点是放松管制。

首先，要放开价格。让市场发现价格、形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标识，也是引领过剩行业产能出清、产业发展升级的基本要求。 目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0个月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稳定在低位，正是深化价格改革的有利时间窗口。要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完善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节能环保价格形成机制。

其次，要放手资源配置。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多次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成效初显；但是，大量审批事项下放到地方，对其承接能力是巨大的考验，很容易发生“栓塞”。此外，相比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准入等方面的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时限较长，这不仅影响了稳增长的效果，也扭曲了结构，降低了效率。要做好“放管结合”，更要转变政府职能，这才是简政放权要啃的“硬骨头”。

第三，要放松科技管理。对中国来讲，新的增长动力不会是房地产、钢铁、煤炭这种曾经带动整个行业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而是要靠“互联网+”、绿色发展、机器替代人工等新技术、新发展模式、新机制，要靠创新驱动。对中小企业来讲，科技创新的资金、人员匮乏，亟须政府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但是，现存以权力配置科技资源的体制是严重阻碍创新的。

下一步要进一步放松科技管理，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以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 推动形成“万众创新”新形态。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技术路径、 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

应当承认，在前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 经济改革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纵然这属于情非得已，却显然不应是新常态的内涵。旧有的稳增长方式固然能换来短暂企稳，但成本会越来越高，企稳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改革的成效永远与改革的深广度成正比。坚定推进全方位改革，不仅能确保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