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5月美油WTI(美国西得州轻质原油)结算价出现负值。

这是石油期货历史上首次出现负值结算价，全球一片哗然。

其中，金融因素固然不可忽略，同时，现货层面上石油供需关系的极度扭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发展和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想象，欧美封城、封国，全球原油需求的30%被抽离，需求水平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这意味着全球过去25年在原油供给侧的产能和投资突然没有需求支撑了，这是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

石油行业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

4月1日，美国页岩钻探公司惠廷石油申请破产保护，成为首家在本轮油价暴跌中倒下的页岩油公司。4月26日，美国戴蒙德海上钻探公司正式提交破产保护申请。美国银行业纷纷设立持有油气资产的独立公司，直接参与油气企业运营，以防贷款血本无归。

我国油气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业界普遍认为我国石油生产成本在50-60美元每桶区间。在超低油价的冲击下，“三桶油”近日纷纷召开座谈会，商讨如何度过“至暗时刻”。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一轮石油危机正在发生。

如何转危为机?我国需要从战略高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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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曾经的三次石油危机

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3美元，上涨了4倍。

石油价格暴涨引起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首次经济衰退，并促成了国际能源署(IEA)的诞生，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与中东关系和中东战略。

危机冲击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石油开始作为政治武器出现，1960年成立的OPEC从西方七姐妹油气公司手中夺回石油定价权，作为全球重要经济组织强势崛起。

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谢幕。此后，伊拉克与伊朗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石油日产量锐减，每桶石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了35美元。

石油价格骤升引起了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衰退，此轮危机后，石油战略储备重要性在西方得到空前重视，消费国加快发展替代能源，有意识压缩石油消费，加强本国及非OPEC国油气生产，世界石油供需结构开始改变。

OPEC影响力达到巅峰。

1990-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机。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随后遭到西方国家制裁，伊拉克的原油供应完全中断。短短3个月，石油从每桶14美元迅速窜到40美元。

通过应对前两次石油危机，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充沛的石油战略储备、降低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加之，拥有了沙特这一坚定盟友全力支持，本次危机影响得以最小化。

IEA启动紧急计划，每天将250万桶的储备原油投放市场，以沙特为首的OPEC也迅速增加产量，稳定了石油价格。

OPEC在世界石油供应侧的比重下降、让出了定价权，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旗下的WTI和IPEC旗下的Brent(布伦特)崛起成为定价工具，国际油价的决定权从OPEC转为OPEC和国际垄断资本相互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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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石油危机有什么特点?

此前三次石油危机都是供给侧极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本轮石油危机则是需求侧与供给侧同时剧变。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需求侧急剧衰减，叠加沙特价格战的供给侧巨变，进而引发了油气全产业链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至今，如下图所示，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境内疫情作用全球。

中国严防死守，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了传播途径，同时，也造成国内油品消费严重萎缩。中国抗疫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全球市场足够信心，全球金融市场在经历了最初恐慌阶段后稳中有升，特别是大宗商品之王原油，在2月初下探底部后，在2020年2月20日之前走出的“七连阳”行情，凸显出市场对中国快速走出疫情影响及其后V型反弹的期许。

第二阶段，中国境外疫情开始作用于国际油价，OPEC+减产预期托底国际油价。

第三阶段，早前期沙特价格战，由于缺乏中国的高效管制与早期干预体系，欧美疫情爆发、不得不封城封国，供需双杀，国际油价数次探底。5月1日减产协议执行以来，叠加欧美复产复工利好预期，国际油价运行区间抬升。

需求侧坍塌使得3月7日爆发的价格战难以为继，4月12日，OPEC+减产协议达成，这场打了47天的价格战创下了闪电战记录。

欧美现在急于复工复产，确实是等不起了，需要尽快重启经济，但是需求侧难以V型反转，复苏之路并不顺利，而且美国“钟南山”福奇已经警告过早解封或导致不必要的死亡，阻碍经济重启。

在现货市场不得不解决的产供储运等现实问题面前，5月1日起，产油国协议减产与独立石油生产商主动减产成为本轮减产特点。相关数据显示，独立石油生产商减产力度反而更大。

全球需求跌至25年来最低点及负油价的出现，是本轮石油危机最大特点。

油气全产业链面临大考，并可能重塑。

上游，全面进入至暗时刻，特别是对勘探开发、油田服务行业伤害极大。低油价时代，勘探开发投资极大抑制，油田服务行业只能尽量压缩成本，转岗转型，安排富余劳动力。

中游，炼化行业面临前期高价库存，产品出路通畅与否问题。

下游，销售行业需要全力确保库容、销路与现金流。

在过去的石油危机中，高油价触发了经济衰退，而本轮石油危机中，原油这种原本可靠的大宗商品跌成负值给全球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估，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0%。有分析称，全球经济正出现二战以来最快的萎缩。

全球经济的筑底可能成为本轮石油危机如影相随的一大特点。目前来看，美联储虽注入流动性，并在此后有多项财政政策托底，但是救金融易，稳增长难。未来两三年，全球经济将面临较大通缩压力，低油价可能常态化，油气行业尤其是上游如何生存，将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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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油气行业面临什么困境?

201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能源是国家命脉，石油是战略资源，紧迫形势下我国近年来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本土油气勘探开发。

石油行业作为资金密集型长周期行业，单纯的上游行业往往难以抵御风险。一体化能源公司被证明是对抗行业风险的最好道路，西方七姐妹油气公司都是上下游均衡企业，近年来中东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都致力于提升炼化及仓储物流能力。

上游能确保企业拥有海内外油气资源，既有利于建立稳定石油供应渠道，又可以平抑高油价带来的风险;中游能确保企业“油路”通畅，实现石油价值增值;下游能确保企业品牌形象，通过直分销网络直达客户，洞悉石油行业终端变化，更好决策。

石油行业是长周期行业，勘探开发初始投入高回收周期长。我国油田不少已进入开采晚期，高度依靠驱油技术维持产量，作业成本高是不争的事实。“三桶油”承担了我国本土油气勘探开发以及油田保供重任，在当前低油价下“三桶油”上游环节受到的冲击最大。

最新上市公司财报显示，中国石油2020年第一季度净亏损162.3亿元，去年同期盈利102.51亿元。中国石化2020年第一季度净亏损197.82亿元，去年同期盈利147.63亿元。

按理中下游可以补偿三桶油“损失，但是，目前我国“地板价”的设置使得这一补偿难以兑现。

我国成品油价格中税费占比不小，其中消费税更是接近零售价格的1/3;我国执行炼厂出货环节征收消费税，汽柴油消费税金额较大，同时国内消费税属于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积极性不高，非合规经营企业的税费套利空间较大，消费税往往成为偷漏税重灾区。

国际油价相对高位时，“三桶油”一体化竞争优势下，整体调节空间大;国际油价低位运行时，尤其是前期保能源安全时，已在上游投入重金的“三桶油”，将面临合规合法经营的下游无法有效补充现金流的困境。

近期，国际油价已跌破每桶40美元的调控下限，我国3月18日以来开始执行国内汽柴油价格“地板价”政策。同时，按照2016年发布的《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国内炼油企业应计提并缴纳风险准备金。

汽柴油价格“地板价”限制下，沿海调油料套利进口窗口打开。一方面，全球疫情爆发，需求大幅下降，国内成品油出口出路受阻，转销国内;另一方面，海外轻循环油、混合芳烃利用税制漏洞，大举进入国内市场。

以往，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是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国内汽柴油的批发价格常常与之背离，是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但2016年引入的“地板价”原则及配套的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政策，“三桶油”不打折扣完成风险准备金缴纳，而非合规经营的地方炼厂因不开汽柴油发票，无法征收风险准备金。

“地板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批发的价格扭曲，“三桶油”炼厂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市场份额被逐渐侵蚀，下游不能反哺上游，“地板价”保护国内上游产能的政策初衷落空。

我国炼油能力结构性过剩趋重，据信2019年过剩能力达到1.2亿吨/每年。炼化行业的资金密集型特点突出，对当地GDP拉动作用明显，往往各级地方政府对炼化项目落地投产热情高涨，我国陆续还有大型炼化项目上马。

目前，我国已基本放开原油进口，但是，我国又执行严格的成品油出口配额管制，国内成品油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部分企业通过税收漏洞获取非对称性竞争优势，劣币驱逐良币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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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怎么做?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成功高度依赖信用扩张，支撑信用扩张的是需求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

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下，全球人员限制流动，消费及出行需求锐减——当前，全球经济活动被摁下“暂停键”，信用扩张的基础面临巨大挑战。失业潮一旦到来，逆全球化成为选项，全球经济滞胀风险骤升，民粹主义可能相继在全球各国抬头。

面临全球巨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内需和投资)，出口受阻，投资需要时间。面对外部复杂环境，我国需要深度挖潜，充分释放内部需求，刺激需求鼓励消费，普惠民众，让钱流动起来。

对于油气产业链而言，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炼化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应考虑做如下调整：

第一，上游环节重视科技投入与资源储备，适当关停高成本油田区块。

当前低油价下，上游往往都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但是，石油行业的周期性决定了，此时不做好科技投入与资源储备，未来高油价时就会被动挨打。

我国在上游的投入应有所侧重，勘探不能停，可以不开发，但需要发现并储备可用油气资源区块，留待未来不时之需。不少高成本油田区块，可以适当关停。

第二，大力提升我国原油储备能力。

鼓励加大加强境内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能力，充分发挥仓储优势。我国应考虑效仿美国90天战略储备能力，大幅提升当前我国战略储备能力。

增加我国战略储备符合新基建思路，可以安排“三桶油”富裕劳动力，致力于我国的战略储备，确保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同时，也可以吸引沙特阿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等中东产油国主动参与到我国战略储备库建设中来，形成与中东产油国的资产纽带关系。

在国际油价暴涨暴跌中，我国可以运用战略储备扭转不利局面，干预油价。

第三，彻底放开成品油价格，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形成金融要素市场。

我国一直在执行的“地板价”，实际不利于刺激需求，如果取消则有利于释放消费预期。同时，“地板价”变相鼓励劣币驱逐良币，清出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当前，央企由于上游承压难以实现盈利，如果下游被变相打压，将让我国石油企业在未来油价上扬时无法有效确保上游能源安全。

我国成品油行业已高度市场化并进行着充分竞争，彻底放开成品油价格是打通改革关口的最后一公里。

在利好产业的同时，我国应做好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当前市场已有炼厂按锁定价格预售未来产能。我国应考虑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与上期所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合作建立现货、中远期以及期货相结合的成品油市场价格体系，与已上市的上海原油期货配合，共同提升我国石油定价权与话语权。

第四，改革现有税制，确保合法合规竞争。

改革消费税分配机制，提高地方征管积极性，尽快将成品油消费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调动基层税务部门征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

考虑到油价的周期性，为了平衡税收与平抑输入型通胀，我国可以考虑在不同油价周期设定不同税率，直接调控成品油价格。

对于成品油税收制度，当前数字经济高度发达，可考虑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产品与税收全环节溯源，改变粗放式管理办法。

第五，放开成品油出口，产业金融双驱动。

当下，我国石油市场已形成橄榄型结构，国内上游产出不高、对外依存度高、炼油能力结构性过剩严重、内贸市场增长空间相对有限。

由于大量炼化基地已投产或上马在即，我国成品油出路矛盾愈发尖锐，放开成品油出口是为数不多的备选方案。

通过建立成品油市场价格体系，放开成品油出口，既可以释放国内过剩产能，又可以发挥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对周边国家的杠杆作用。

第六，发展新能源不能放松。

80年代，沙特前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曾说：“石器时代之所以结束，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石油时代也将结束，也不是因为石油用完了”。

能源安全并不是单纯的石油安全，新能源制高点的争夺对大国博弈具有极大影响。新能源应用的核心是经济效应，前期投入是巨大的，我国应有相应布局。

处于当前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充分估计我国石油行业在本轮石油危机中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善于化危为机，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权，有效化解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