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核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乏燃料处理亦迎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此前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将加快论证并推动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厂建设。业界普遍预测，截至2020年，我国将累计产生乏燃料7900吨，而随之带来的市场规模将逾500亿元。

“欠缺完善的卫生间”，有舆论曾这样评价我国核电产业。作为目前已知的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化学处理过程之一，乏燃料处理亦是核电发展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

所谓乏燃料，即经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经过一定时间从反应堆内卸出。乏燃料并非核废料，通常是由核电站的核反应堆生成，这种燃料的铀含量降低，无法持续维持核反应。据公开资料，因乏燃料中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如不加以妥善处理，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与接触到它的人的健康。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处理乏燃料，一是永久禁锢在地下，其次是“降服”部分可用之才。具体来看，据《中国科学报》报道，直接处置是将经妥善封存的乏燃料，长期或永久贮存于合适的地质环境下。而再循环利用，即将乏燃料送入处理厂，将所含的可用物质进行分离、回收再利用，之后将废物固化后进行深地质层处置或分离嬗变。

就中国而言，随着绿色低碳能源发展渐入佳境，在经过四年沉寂后，核电产业逐步走向时代舞台。按照“十三五”发展规划，未来5年内，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实现5800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另据核电发展中长期展望的规划，到2030年中国核电的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1.5亿千瓦。

与中国核电发展大势与装机容量大幅提升相对应的是，截至2020年，中国年均将产生超过1000吨乏燃料，累计总量将达1万吨。然而，就在乏燃料数量水涨船高的同时，“印度早在十几年前就建成了3个百吨级的处理厂，而我国仅有甘肃一个50吨级的处理厂，远远无法满足商业核电站的乏燃料处理需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整个核能体系中，乏燃料的妥善处理是不可获取的关键环节。

但我国的乏燃料处理能力不足，如何处理这上万吨的“庞然大物”却令人犯愁。正如核电专家汤紫德所说的，“我国核电站的后端乏燃料贮存、运输与处理的技术与设备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但即便如此，每年却只能处理乏燃料中的一小部分。”没有处理厂，我国商业核电站的乏燃料只能存在水池中，一般核电站的水池设计容量仅能满足其15—20年的乏燃料总量。

据《证券时报》报道，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此前就透露，目前大亚湾核电厂乏燃料水池已经饱和，田湾核电厂乏燃料水池接近饱和，已经建成的离堆乏燃料湿法储存设施也已贮存饱和。乏燃料处理产业链建设已经迫在眉睫。我国乏燃料处理工业化能力较弱，工艺、设备、质控都不能满足连续的、大容量的处理要求。“乏燃料处理没有技术就是负担。”

无论是自主技术还是引进领先工艺，乏燃料处理大厂投资强度均超过普通核电站，建设周期将达10年，投资额更是动辄数千亿元。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没有持续性投入、缺少国家顶层设计是乏燃料处理困境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处理核电乏燃料的核循环项目在公众情绪上也很难形成共识。为此，对于公众的“恐核”问题，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核安全法》将以立法的形式，通过程序性的制度设计，确保公众对重大核电项目建设的知情权。

难道乏燃料真的是商业核电中无处安放的烫手山芋吗？专家们不禁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