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被问及由曹德旺访谈引出的中国税负问题时表示，一些个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财政部、税务总局分别从税制改革和税负构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应。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国家宏观税负的水平总体上并不高，两个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我也总体上赞同，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持有相同的看法。

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对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涨”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2016年的年末，随着曹德旺的一段访谈，我们国家企业的税负在朋友圈里一直看涨到了“死亡税率”，这种舆论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一线实业家的一些担忧，乃至整个社会的焦虑。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其实中央对降成本这项工作非常重视，2016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降税清费，请问在中央的政策和一线实业家的获得感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这样现象的出现？

对此，徐绍史表示，最近这个话题挺热，制造业的成本、企业的税负议论也很多。曹德旺董事长，可能还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有些企业也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一些个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

徐绍史指出，财政部、税务总局分别从税制改革和税负构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应。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国家宏观税负的水平总体上并不高，两个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

徐绍史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既要看到绝对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对的成本；既要看个案，也要看总体；既要看成本竞争力的指数，也要看构成指数的具体数值，总成本当中还有分项研究和分析，这需要做客观科学的分析来比较，全面考虑上述这些因素。

“我也总体上赞同，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依然相信，我们国家的市场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依然是外资最佳投资国之一。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企业的诉求，我们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应该说去年一年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徐绍史指出， 1—11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当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同比提高了0.26个百分点，这很说明问题。大体算了算，去年我们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大数大概1万亿左右。

一是减税降费。减税，去年开始全面推进“营改增”，2016年能够为企业减少税负大数是5000亿，涉企收费通过去年清理，特别是进出口环节的涉企收费，银行卡刷卡的收费定价机制等等，银行卡刷卡是收商家钱的，不是收消费者的钱，涉企收费大概减少了560亿。这样减税降费共有5500亿。

二是企业用能成本大数减少了2000亿，用能一个是电，通过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的改革，鼓励电力直接交易，完善两部制电价等等，这个大数是1000亿。另外，去年降低了非居民用气的天然气价格，这样企业用气的成本也减少了1000亿。

三是利息负担下降。去年1—11月份大数利息减少了787亿。

四是物流成本，通过航道疏通、枢纽互通、江海联通、关检直通四大畅通工程，公路甩挂运输、无车承运人等措施，整个物流成本降低了350亿左右。还有一个项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去年全年取消了13项行政审批，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的取消了152项，职业资格行政许可取消了222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192项，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也有所下降。

徐绍史指出，通过一个大数据的分析，网民对降成本的总体评价还是正面的，他们认为“三去一降一补”里面降成本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我们会进一步关注企业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政策，简政放权、降税减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但是也建议企业在现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在注意用好国家政策的同时，练好内功，加强管理，努力降本增效，这样双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成本下降就会取得更快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