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消费者，也痛恨假冒伪劣商品，如果我们售假，甘愿受罚。但现在一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实际就是职业索赔人，他们并不是真打假，也不真消费商品，而主要靠抠一些标签、标识的字眼来索赔，以营利为目的，扰乱市场秩序。”华润万家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资深总监江红女士说。

五花八门的所谓“打假”让零售企业防不胜防。前不久，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主办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座谈会，50多家大型商超和供应商负责人坦承，职业索赔人让他们疲于应对。

零售企业代表认为，职业索赔人并非真正的消费者，他们并不使用商品，也没有受到损失，他们知假买假的目的就是牟取暴利。目前，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罚不尽相同。如：有的分批次判罚，每批次商品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偿，罚商品金额的3倍，有的同类商品按一次判罚，剩余退货即可。标准不统一，让商家一头雾水。

国家工商总局前不久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职业打假人行为的重新定义引发社会关注。《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这一规定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不少零售企业多次受到所谓“职业打假人”的困扰，他们认为，这个群体的准确定义应当是“职业索赔人”，而有些为了索赔而造假的打假行为已构成违法犯罪。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楚东说，“我们收集了18家连锁零售企业的数据，从2014年起，职业打假索赔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已达2610件，其中2067件在走司法程序，索赔金额约2600万元。有的企业每年仅这一项支出就达1000多万元，同时也占用了有限的公共资源，食药监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花费掉大量时间和精力”。

“最近，这种职业索赔事件特别多，我们超市一个门店一天就会遇到七八件。他们是个非常专业的团体，单件东西可能只有三四元钱，他们买20到30件，分20到30次单结账，每批次索赔1000元，一天收入上万元。”大润发品控负责人潘秉纬说，“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他们并不是打假而是在造假!第一个人把过期食品带入超市，第二个人去买，第三个人去索赔，再好的录像设施也难抓到他们的把柄，很难防范。尤其是他们主要在商标、标签的规范上抠字眼，让企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应对”。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安全部负责人孙文波说，北京物美在北京有大卖场、标超、便利店等业态，每年遭遇职业索赔案例约5000起。据他了解，在北京活跃的职业打假团体有100多个，最大的一个团体有100多人，他们分工合作，有专门研究标签标识的，有专门研究法律法规的，从踩点、购买、谈判到诉讼等有一条完整链条。“冷藏食品一般保质期在5至7天，我们在监控视频里发现，他们把快到保质期的冷藏食品藏在纸尿裤等日用品货堆里，过期后再结账索赔。我们能拍到的只是很短一瞬间，有些商品的生产日期是他们涂改甚至伪造的，与我们的进货单对不上”。

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时建中认为，不要简单地给某一种人贴一个标签，职业打假人并非法律术语，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提升了商品质量。我们痛恨的是“假的打假行为”，可以归纳出几种情况，包括涂改伪造标识、把到期商品藏在日用品货堆等，这些属于违法行为，需加以打击。

“有些人的索赔要求一旦被拒，就进行投诉举报，要求政府监管部门介入，甚至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对监管部门施压。”多年从事食品安全法律服务的北京尚左律师事务所主任毛伟旗表示，据他与食药监部门的接触来看，活跃在北京的职业索赔人有1500人左右，他们的海量投诉占用了监管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某种意义上占用了本就紧张的行政资源。

“篡改生产日期、掉包过期产品，这本身已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毛伟旗表示，对于职业索赔者或者打假组织来说，虽然其打假客观上有利于遏制制假售假，但考虑到其是有组织、经常化的活动，不符合消法中关于消费者的定义，故对其消费者身份不宜确定。企业如果遇到恶意索赔案件，要积极面对，妥善处理，一旦形成诉讼就要敢于应诉，打铁还需自身硬，敢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敢于和行政监管部门较真。这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应有之义。

楚东表示，职业索赔人与普通消费者区别有几条，包括购买数量超常、购买行为连续发生;只买问题商品且购买频次高;索赔时有胁迫性语言和行为;索赔额度不合理，与国家相关标准不匹配;有组织、有法律背景但未必有正当职业等。“我们支持打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有故意欺诈的商业行为，但是反对以牟利为目的、非生活消费的索赔行为。”楚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