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1%，相较于一季度末的1.75%攀升0.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从2011年四季度至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连续19个季度上升，而这一数据也创下近七年新高。

再加上近年来，银行高管离职成风，银行业的窘境正在逐渐露出水面。这让不少业内人士惊呼：“中国银行业的寒冬要到了吗？”

不会回到1998年

从近一年半来看，不良率在六个季度中上升了0.4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从去年初以来的6个季度，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39%、1.5%、1.59%、1.67%、1.75%和1.81%，涨幅没有明显加速，均在0.06-0.11个百分点之间。

虽然涨幅没有明显加速，但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在不少银行业人士看来，银行不良率远未见顶。

有分析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静态地横向去比较，1.81%的不良率水平不算太高，还在承受范围内。但从趋势上讲，银行的不良率未来还有上升的压力，这是客观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企业退出。而企业退出意味着部分银行的存量贷款有变成不良的可能性。”

当然，1.81%是中国官方给出统计数字，但事实上，对于中国银行业的估算，中外机构的口径有所差异。根据IMF的预估，即便以最乐观的情形，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在15%以上。有关报道甚至认为，这一水平已经与1998年银行危机时的水平相差无几。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真的达到这样的危险时刻吗？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主任孙立坚表示，“中外在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的估算上，思路有所差异。中国使用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来看待目前的不良率，而一般发达国家在处理不良率时，多采用股东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他们认为银行不可能采取延缓偿还的做法，而应就地清算，规避风险。而按照这种硬着陆的思考方式得出不良率确实会大概率增加。”

“不良率达到1998年的水平，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上述分析人士表示自己并不认同IMF的预估，他认为：“产能过剩的产业不良率水平高，致使局部产能过剩行业集中的地区不良率系统地高于其他地方，这很正常，这是产业结构所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有这么高。”

不管IMF的预估是否能反映中国银行业的真实不良率情况，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连年上涨，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已经是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此前在2016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公开表示，近三年来，中国银行业面临自2004年国有银行核销处置不良资产、改制上市以来最严峻的经营压力，并且这种压力短期内难以扭转。银行业需要做好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苦练内功，迎接漫长严冬的考验。

实体经济拖累

银行是服务业，银行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紧密关联。实体经济好，银行业就比较好，实体经济不好，银行业就不好。于学军认为，造成银行业经营困难，大量不良产生的原因实际上还有多种，但最重要的是经济压力日渐增大的原因造成的。

而这种经济压力在目前看来不会立刻得到缓解。依照今年5月，“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的观点，经济运行将是L型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

中国过去30多年来所依据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已经出现明显的挑战，而新的增长模式尚未确立。“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去产能，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本身这将是一个过程。因此，中国银行业不良反弹、经营压力持续加大，我认为应该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于学军坦言。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日前也曾公开表示，金融景气度与经济周期高度一致，银行利润的波动更高于经济的波幅，这是无法回避的长期规律。“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L形的发展阶段，期待银行资产质量快速反弹、利润恢复高增长是不现实的。银行需要认清这一规律，敬畏这一规律，回归到合理的增长目标上来。”

至于未来银行的不良率在什么时间点上能出现峰值或拐点，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快，建立会比较快，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慢或拖延的时间更长，银行承受压力的时间也会更长。

“增加分母”的办法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良率连续上升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在困局中突围，是银行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此，不同专家由于立足点不同，对“突围之路”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答案。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和广发银行董事长董建岳立足自身银行的发展战略，从积极拓展业务的角度出发考虑银行业的“突围战”。

在田国立看来，商业银行的一个重大机遇与转型方向是国际化。“商业银行要服务国家战略，适应大国崛起的跨境金融需求，加强能力建设，形成国际化发展的梯队，实现国际化业务稳健发展”。

董建岳表示，当前银行业“部分领域同质化竞争严重”与“普惠金融潜力空间巨大”并存，普惠金融是银行业转型发展的一片新蓝海，是银行从“竞争白热化”到“占据空白点”的理性抉择。

而孙立坚则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以解决银行持续上升的不良率为出发点，为银行业的突围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就控制不良率而言，主要从控制分子，加大分母两个角度来解决。

孙立坚表示，“从控制分子的角度来看，控制分子的办法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在货币政策上，通过降低利率让让债务还息成本降下来，以时间换空间。在这方面，目前该做的努力央行也做了，而且未来还有降低利率的可能性。第二种方法就是学习美联储，对还款能力弱的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债务置换。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债转股的方式，让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不良资产造成的损失。”

“而所谓的增加分母，实际上就是指让企业靠赚钱来还债的方式来解决不良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增加分母的方式也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国家出台稳增长的措施，让一些至今找不到好项目的企业有项目可做；第二个通过解决通缩的问题，让物价上涨，让企业获得更多的盈利；此外，结构性改革，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增加分母的方式，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淘汰僵尸企业，让好的企业盈利的能力上一个台阶。”

在以上多种解决方案中，孙立坚特别指出：“僵尸企业的问题应尽快解决。否则时间拖得越长，好坏企业的分水岭越模糊。这就要求银行要尽快在实体经济当中找到一个利润健康增长的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