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话社科院程恩富:提振消费需解决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
2021年是“十四五”元年,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注定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将如何推进新发展格局?形成这一格局、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堵点”?消费、投资、对外开放,这些深刻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运行的重要要素,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近日,在每日经济新闻和百度财经联合出品的2021两会特别系列《代表委员面对面》栏目中,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物流费用比例偏高是“双循环”一大堵点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讨论“十四五”规划纲要,而“十四五”将关键词落在了“双循环”。
循环需要畅通。但目前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堵点?在对话中,魏建国指出,从新发展格局的“堵点”来看,有“三大”尚未形成。
首先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在不少领域还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重复施工的现象还比较多;现代物流还存在短板,物流基础设施还没有达到高效率应用,我国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虽然已经通过努力降到13%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高。
此外,第二个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消费主动力还没有形成。第三则是没能准确把握“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节点。这里的节点,指的是每个地方政府,每个行业,每个产业,甚至每个企业。如果没有把握住节点,就不能形成闭环式的链条式循环。
程恩富则指出,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也就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来看,堵点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生产领域,一是生产相对过剩,二是生产技术含量还不够高,一些行业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在流通领域,一是流通费用比较高,二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
在分配过程和分配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过去中国在一些核心领域缺少核心技术,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获得高额利润。
分配还会影响消费。而在消费领域,国内消费的比重还相对比较低,国际消费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程恩富看来,要克服这些堵点,就需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中国今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中,切实提升内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不过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市场在疫情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在推进“双循环”格局的过程中,尽快重启国内消费市场?
对此,魏建国在对话中指出,提振消费市场、在消费上面下功夫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解决各个收入群体、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关心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问题。
二是做好金融配套改革,目前的金融还没有实现快速流转,还不适应建设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需要,也达不到促进生产环境、以消费来拉动生产的需要。
第三,消费要走向个性化、数字化、便捷化,尽量降低成本,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让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消费得到满足。
魏建国也强调,不应因为中国消费市场在后疫情时代还尚未出现“爆发式增长”而看淡中国消费前景。从国际范围内比较,由于中国已经实现复工复产,美国疫情还比较严重,中国有望在今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消费市场的活跃,也能够弥合地区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并通过双循环带动新的全球化。
程恩富则在对话中指出,重启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改善分配有关,如果单纯靠高收入人群提升消费,那就会遇到递减规律的阻碍。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政策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于活跃消费非常重要。
具体来看,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也要调控高收入群体收入,可以对资本所得课以轻税,但不能对劳动收入课以重税,遗产税等税收也可以考虑开征。
同时,要实现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共同发展弥补分配差距。程恩富总结道,要抓消费,除了要抓消费本身的问题,还要抓分配问题。
扩大有效投资要发挥好政府投资作用
除了消费,投资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抓手。从当前情况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如何更好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就此,魏建国在对话中分析,我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在投资中应当重视效益和效率。从之前的经验来看,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家重视的是改革的动力以及投资的效益,但之后,企业家在投资效益方面没有加以重视,我们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窝蜂”“跟风走”的,比如说在光电、太阳能、芯片等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是信息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目前我们的投资不能再按照这种低水平、低效率、重复式、跟风式的模式运行。这就需要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从过去只管国内市场需求,升级到从全球大视野的角度解决生产要素问题,包括土地、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多个方面。不少企业家过去狭窄的观念需要打破。
魏建国进一步分析,未来,企业家在投资方面还有不少新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双循环,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新材料、新工艺、新医学,甚至服务贸易……这些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关键在于企业家本身能否抓住机遇。
而程恩富在对话中则强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协调的产业政策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途径。从投资主体上看,也要强调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并重、大中小企业并举。
程恩富着重指出,在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看到,私人投资还是会受到各种限制,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指出,如果预期利润或者说赚取的剩余价值不够,私人投资就无法推进下去,这是经济运行的一个规律,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投资发挥作用。
当然,政府不能胡乱投资,政府投资必须要管理好。但不能因为反对政府乱投资而主张废除政府投资,这样一来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从国际比较看,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左右的水平,就是因为他们政府投资比例不高。
中国将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
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哪些新机遇?“双循环”格局背景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应该如何推进?
对此,魏建国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的特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既让中国了解世界、又让世界了解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敞开了大门,成为世界的工厂,也被称为“第二次开放”。
而目前我们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是“第三次开放”,这是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魏建国指出,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开放将呈现三个方面趋势:一是以自贸区、自贸港为引领的改革开放会加大力度,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疫情过后,各地会加快速度、加快步伐、加大执行力度。可以预计,今年将是改革开放领域中央出政策、地方加强执行力度的第一年。
二是中国将会迈出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的重要一步。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意味着投资者愿意投资,并将其视为投资者的乐土;此外,还要有公平,不仅是权利公平,央企、国企、民企都处在同一起跑线,规则也是公平的,机会也是平等的。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形成一个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
而就中国与全球的合作机会,魏建国就此分析称,未来,全球都将看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扛起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大旗,中国未来要积极在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在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FTA也要有更好的参与。中国也将通过上述措施,来让更多的国家享受中国改革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