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既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场景协同效率，也覆盖了疫情期间大众的各种在线生活需求。

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变化给外贸型中国企业带来重大影响，一份“东莞精度表业有限公司”的公告近日在各微信群刷屏。公告称因最大客户美国 “FOSSIL”取消订单，公司宣告放假三个月，同时接受全体员工辞职，即辞即走不扣除代通知金。此外，外贸订单取消，或者外商放弃定金不提货的新闻开始频有耳闻。一些中国外贸类上市公司的留言平台上，已经看到有投资者关注，发问“国外疫情严重，外贸公司退单，跨境运输受到影响，请问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对于很多中国外贸企业来说，好不容易扛过了今年一季度的国内疫情第一波冲击（延期复工、延迟交货）之后，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开始加班加点，复工复产全面展开之际，因为欧美疫情开始蔓延，外贸出口企业的订单或取消或延迟，又将面临疫情的第二波次生冲击。

面对困局，中国多数外贸型企业开始自救，很多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将开拓内需市场、拓展新型消费放在首要的位置。

这一疫情“倒逼”下的出口转内销其实倒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焦点便也是同样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的确当时不少出口企业向国内市场转移的努力也卓有成效。但时过境迁，面对这次威胁更大的新冠疫情，外贸型企业往往面临多方面挑战，除了产品或专门针对国外消费者，或缺乏自主品牌，对于国内消费者识别度不够；税费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不同的国内市场环境，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外贸型企业自身缺乏现阶段接地气的终端市场接触渠道与销售手段，代工企业为代表的大量出口企业一旦失去传统的经销商路径，便难以生存。也就是说，面对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外贸型出口企业是否、并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向国内市场，是理解和评估本次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关键问题。

不同于17年前的SARS疫情对中国的考验，在本次疫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当中，各大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技术的“无接触”效应，既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场景协同效率，也覆盖了疫情期间人们的各种在线生活需求，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有效对冲了疫情防控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

极端压力场景下如何“大难不死”，甚至变危为机，同样是外贸出口型企业思考的问题。其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除了自身努力，还可以借力数字科技平台来助力自己的内销转型。如近日媒体爆出的宁波市政府与拼多多的两大万亿“平台”之间的融合，用“宁波优品·云购甬行”系列活动来帮扶企业拓订单、稳产能、稳就业，以及推动外向型产能转内需市场等目标。未来一年内吸引超1.5万家宁波企业参与，覆盖宁波各优势产业集群，根据拼多多的预计，可实现外贸转内需市场订单超200亿元。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宁波等东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更好，基础设施更完善，地方政府与企业对于拼多多等数字科技平台接受度更高，这些客观条件自然有利于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相关企业的转型之路，则更需要其自身与数字科技平台的关注。不过同样因为本次疫情，一些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公益组织等新型社会主体的公益能力和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的提升有目共睹，当被社会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