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参与创作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作者，该问题一直困扰法学界，有必要设立特殊人格制度。

机器人涉及算法和大数据，现有知识产权保护难以提供有效救济，需要进一步完善保护制度。

需要全面反思现有的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和制度，重构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实现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近我们的生活，一时间，关于创作、艺术、发明、算法、大数据等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概念全面冲击着知识产权制度。

人工智能对文学艺术创造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Google 人工智能的画作甚至卖到了8000美元一幅。在日本，机器人创作的小说甚至进入了“星期一奖”的初审。传统人工撰写的新闻稿件也渐进被机器人稿件取代。机器人创作，其知识产权又应当如何理解，在既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中尚难以找到准确答案。

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提交动议，要求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定义为“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s)，除赋予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外，还建议为智能机器人进行登记，以便为其纳税，使其获得缴纳、领取养老金的账号。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诉讼也接踵而至。小i机器人就曾起诉苹果Siri专利侵权，该案历经数年最终以苹果Siri胜诉而告终。

一方面，机器人参与创作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难题该如何破解，另一方面，机器人自身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既有的制度又该如何完善？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法？

人工智能挑战知识产权法哲学

关于知识产权的哲学理论是知识产权合理性存在的终极解释，那么，人工智能又会对既有的哲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大陆法系知识产权法深受黑格尔“人格理论”的影响，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志和灵魂已经渗透于作品，作品也由此成为作者人格的组成部分，于是作者可以主张作品是我的，法律上也就有了相应保护作者的“版权”概念。然而，机器人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运算以及自我学习所产生的创作能力，甚至已超越了机器人设计者本身的预想，这种情况下，作品还是否体现人格，又在体现谁的人格。

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强调，劳动在物成为私有财产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创造要经历复杂运算、大数据统计、自我学习等系列过程，最终才能完成创作、决策等类似于人的“思维”活动，更多学者愿意从工具论的视角将“劳动”归功于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但是，人工智能下的“劳动”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洛克的范畴。

在卢梭的哲学中，一切法律的合理性都可以用“社会契约”来解释，谁拥有知识产权，权利期限为多久，谁可以对它合理使用，一切都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在人工智能背后也有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包括投资人、人工智能开发者、同行业竞争者、普通用户等利益群体。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法的新格局，正在各方博弈中形成。

人工智能挑战主客体制度

机器人能否成为作者？

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机器人还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而只能作为“工具”。根据人格权的定义，人格是人作为人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传统人格局限于自然人领域。而公司作为法人系虚拟人格。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排除了其他非自然人作为创作主体。猴子的“自拍照”是否具有版权，美国法院最终是以其不符合创作主体为由，否认了该“作品”的版权。再聪明的猴子也无法像人一样享有知识产权，这与猴子的智力无关，与主体的属性有关。

机器人完成信息识别、深度学习、模拟思考等类人化行为，甚至表现出了比人脑更为强大的“创造力”。2015年，欧盟议会专门针对机器人相关的民法规范展开讨论，其报告草案指出应当为机器人创设特定的法律地位，至少那些负责任的、具有自主性的机器人应当具有电子人格，并具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这里的“电子人格”与法人的虚拟人格的意义仅在于规范主体的权利、义务，基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来衡平各方的利益关系。

机器人创作作品有没有“精神权利”？

文学艺术所彰显的是人的精神追求，作者“精神权利”亦可以理解为对人精神追求的法律保护。然而，机器人的“精神”在哪？这会涉及机器人精神追求、内心感受等话题的讨论，这一切又将回归到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哲学的挑战，问题由此变得更加基础和复杂。

进一步而言，精神权利是否会延及机器人的设计者呢？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机器人创作的作品，这在知识产权领域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设计者无法控制机器创作的作品，传统“工具论”中将精神权利简单归于设计者的思路亦存在法律障碍。

怎么看待机器人创作作品的“独创性”？

“独创性”概念是知识产权法中的核心概念，在涉及作品是否享有版权的问题上，主要取决于独创性。如果简单地从“机器人不是人”的逻辑出发，可以直接否定机器人作品的独创性。

机器人是不是“人”，它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问题；至于机器创作的作品有没有“独创性”，它要衡量的是作品的创作水准问题，理应属于权利客体的研究范畴。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深度思考完成像人一样的创作，甚至在某些领域其创作水平已超越人类，此类作品理应纳入“独创性”的研究范畴，至于其创作主体是否适格则属于另外需要研究的问题。

算法与数据需要得到保护

机器人不仅仅可以参与文学艺术创作，它还将被广泛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人工智能产品都离不开算法和数据这两个核心概念，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将考虑对算法和数据的保护。

“算法”的知识产权保护

版权关注“算法”的表现形式，而并非是“算法”的核心思想。这样，当侵权者绕开“算法”的代码表现形式，而采用其他代码编译相同“算法”时候便可以绕过侵权，因此，算法商们主张专利保护呼声越来越高。我国自2006年以后开始允许计算机程序申请专利，但需要其与硬件结合在一起申请；近些年，国家专利局进一步放开计算机程序申请专利的要求。

然而，根据《专利法》第25条的规定，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被授予专利权。长期以来，计算机“算法”往往被归于“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面临着《专利法》第25条规则的困境。因此，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算法”，是“智力规则”还是“技术方案”，成为其能否获得专利保护的关键所在。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升级，对“算法”保护还将提出更多要求。既能发挥知识产权法对科技创新之激励作用，又能促进科学研究的传播和普及，要在二者之间完成人工智能“算法”保护的制度建构。

“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的运算作为基础的，缺乏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深度思考都将无法完成，大数据成为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要素。

纵观世界各国对数据(数据库)的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版权法保护数据库，要求数据库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如果数据库未经许可被复制或者采集，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违反市场竞争秩序，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欧盟于1996年推出《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指令》，率先建立了关于数据库的“特殊权利”。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从传统数据库的“独创性”转向了智能“算法”的科学性，而将数据库编排要求降至最低，从这一意义上讲，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数据库最终将无法通过版权法上“独创性”获得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需要以扰乱市场秩序作为前提条件，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极为突显的问题在于大数据的采集、复制、利用等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问题，这也为人工智能的数据保护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欧盟《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指令》的“特殊权利”则给予了数据更为周延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