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以“9+2”的城市群为中心，在经济规模上已接近全球发达的湾区，并在外围拥有广阔的腹地，区内各城市具有自己优势和特色，互相叠加，势必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能量，这点毋庸置疑。但同时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湾区内11个城市分属三个不同的经济体，广东与香港、澳门之间存在着边境的阻隔，人、货、资金和信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并不能自由流通，这是湾区发展面对的首要障碍。我考察纽约地区、旧金山地区的名湾区，发现各城市之间不存在制度和边境的障碍，湾区内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这使城市内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因此我建议粤港澳三地可以在WTO框架下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在湾区里试行最开放的经贸政策，大力促进和拓展、货、服务、资金和技术的流通，最终目标是实现湾区内的要素全流通。

具体来说，在国家鼓励和不限制的领域，应全面修改阻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港资企业进入和独立自主营运的市场规则，加快国企与私企、外企法规的统一，为大量的民企、外企创造能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

此外，过往30多年，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要素流通存在单向性。一直以来，粤港之间的合作模式，主要是“广东所需+香港所长”。从过往的制造业到今天的服务业，无论是香港企业到广东投资，还是香港优势产业向广东转移，均是单向性的要素流通。目前这种模式已经到转型的关口，我们应积极探索“香港所长+广东所长”的新模式。例如，香港一直希望能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广东尤其是今天的深圳，具有许多香港所不具备的优势。不过香港也具有知识产业全保护、收集科技发展资讯和高效联通全球贸易网络等优势。在“香港所需+广东所长”以及“香港所长+广东所需”的新方向下，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广东的科研创新成果，在香港进行产品和市场的迭代，并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另外到今天，广东省的资本和优势企业已出现国际化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企业可以考虑以香港为平台，借助香港开放多元的商业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种种专业及法律服务，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香港也可以趁此机会积极调整发展的方向，力求在内地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战略作用。既能协助国家转变发展方向，也能为香港寻找经济转型的推动力。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内地对外投资有2/3是在香港或通过香港完成的。超过1/4的跨境并购以香港为目的地，香港已初步成为内地企业通达国际市场的首选平台。

“一带一路”的构成，不仅是未来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发展外交、经贸、文化关系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自身实现经济转型和提升，推动创新的重要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起点，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企业若能把握机遇，既能为推动国家的战略发展出一分力，也能赢得无限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