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为什么不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被人们视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资金总量”,既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动力。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数据显示,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杭州跻身“3万亿俱乐部”,成为排名靠前的八大城市;天津、南京、苏州、武汉等4个城市则身处“2万亿俱乐部”;此外,西安、郑州、宁波、东莞等12个城市则进入“1万亿俱乐部”。
这些“大数据”是否与地方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相匹配?为此,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
中国经济导报:有观点指出,在我国,存款余额所代表的“资金总量”,反映的不光是地区经济实力,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影响力密切相关。那么,“资金总量”能否与地方经济发展“划等号”?
贺军:从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源来说,存款余额所代表的“资金总量”的重要性,并不逊于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关键性指标。“资金总量”不仅是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基础。但是,存款余额规模与地方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安邦智库在不少地区调研时发现,当地银行贷存比过低,部分地区甚至不到50%。这意味着,当地银行存款资金的一大半没有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很可能被银行“挪用”到了其他地区,或者因为经济不旺而导致大量存款被“窝”在银行里。
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需要“争夺”金融资源,过多的资金流失显然对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相反,如果能从其他地区吸引金融资源,吸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极大受益。
当然,银行间接融资只是社会融资总量的一部分,银行信贷之外的社会资本供应和各种直接融资方式,也是重要的融资渠道。不过,直接融资渠道并不足以改变目前国内的融资结构。
中国经济导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融资源不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呢?
贺军:表面上看,这是地方金融资源(银行存款)与地方经济匹配出了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我们通过调研大致总结出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融资供应方的问题。国内银行现有经营模式中,信贷审批权限和风险控制通常逐级设定,在一级法人制度下,总行对基层分支行的控制往往很严,常常忽视地区经济差异,而采取僵化的“一刀切”做法。在经济不旺、坏账管理趋严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方面都在“上收”权力,基层银行在信贷政策上几乎没有什么政策弹性。
传统的“抵押文化”和“担保文化”也限制了银行扩大信贷的空间,信用贷款一般只会放给大型国企,而不会青睐中小民营企业。
直接融资市场和渠道的缺乏,也是抑制地方经济融资的重要原因。股市、债市、信托投资、理财产品、银政合作等多种非银行融资渠道虽然日趋丰富,但这些融资方式对地方经济和企业规模都有一定要求,有些要求来自于市场,另一些要求则来自于政策监管。大多数地区金融业有欠发达,中小企业仍然很难享受到直接融资和社会资本的青睐。
其次是融资需求方的问题。大型国企几乎不存在融资难问题,融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小民营企业。
由于中小民营企业在可抵押资产、经营管理的规范程度、真实信息披露等方面,都不能让银行方面信服,因此它们获得银行融资的渠道并不畅通。这往往表现为现有银行管理模式下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所谓有效信贷需求,是指符合宏观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符合银行对行业景气判断、企业自身经营水平、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等准入条件的需求。地方缺少足够多符合银行要求的“好企业”。
客观地看,这种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银行。作为以市场化方式运行的金融企业,银行也必须对股东负责。大量企业需要融资,但融资难、融资贵又会恶化企业体质,这在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中介服务方的问题。中介服务方是指能够在银行(或其他融资者)与企业之间,能够提供增信、信息沟通、担保等中介服务,帮助企业获得融资、润滑金融资源配置的服务机构。它们可能是政府、行业协会、社会担保组织,也可能是由民营企业组成的财团。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时候由于缺乏类似的中介服务方,往往由企业来承担了增信角色(如企业担保),结果造成“担保链”的局部系统风险问题。
中国经济导报:那么,应当如何对症下药优化金融环境?
贺军:当前国内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过剩,融资困难与流动性“泛滥”并存。社会资本大量涌动,热衷于参与各类资产交易(如股市、房地产),却很难进入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这很典型地反映出国内金融资源配置市场扭曲的一面。
从上述分析看,解决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没有“特效药”,而是需要加以系统解决:允许商业银行加大政策弹性,出台更多因地制宜的信贷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融资领域,提供融资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政策上鼓励金融创新,包括机制创新和产品创新;做大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要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企业发展成财团,通过财团来发挥产业组织、金融资源融通、增信等作用,有效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应出资、出政策、出信用,提供必要的融资中介服务,同时维护地方信用环境。
改善地方金融环境是一盘复杂的大棋,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亟须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以系统的思考找到解决的办法,从而有效改善地方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供给,这对当前中国经济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