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当下，阿富汗成为世界最热的焦点。短短数日内，美国外交人员迅速撤离，阿富汗总统加尼辞职并离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和数千万流离失所的平民。

从2001年以“反恐”和“人权”之名发动阿富汗战争，到2021年从喀布尔撤出，美国花费20年、投入2万亿美元和2000多名士兵生命的“民主实验”为何在阿富汗“水土不服”？这一现实问题，恐怕并非“历史轮回”隐喻的重现，而是关乎不同文明相遇相处之道的又一次考验。

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承认，美军撤离的决定即使推迟一或两年，也不会对阿富汗土地上“不可承受的悲剧场景”带来任何改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欧国家和美国的相继崛起，西方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在一段时期内被一些人认定为人类文明形态的“神话”。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即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实际情况却是，不同国家有各自的文明基因，进而决定其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美式民主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下的特有产物，非西方国家通过“直接植入”的方式很难“成为西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不但不应当成为彼此对立的前提，反而应当成为文明多元、结合互补的基础。

美国和阿富汗分属典型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文明的差异本属正常。但出于“文明优越感”和“力量即正义”的思维，试图在阿富汗强制性、断裂式地植入美式民主，却无视当地历史文化及现实国情，最终只为世界提供了又一个“并不普适”的例证。

不同文明自有其价值体系和内在逻辑，文明的根性更经过自然的发育和历史的积淀。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同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某一国家的问题只能在本国土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若始终秉持“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恐怕只会造成更多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塔米姆·安萨利曾说，阿富汗人一直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大国干预迭次发生，不同的入侵者来往更替，但却永远不是阿富汗故事中的主角。

美国模式不是人类发展的唯一路径，西方化更不是古老文明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唯一选择。或许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所言，“一个多元的、各种政体并存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