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五月疫情大反弹以来，截止7月21日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一万四千例，且死亡病例数778人，死亡率超高，超过5%，远高于全球新冠肺炎2%左右的平均死亡率。迄今为止，岛内虽经历超过两月的严格“三级警戒封锁”，但疫情传播链条始终未被完全切断、确诊病例数迟迟难以清零。同期大陆广东省广州东莞等地区也暴发疫情，但在科学防疫原则指导下，疫情迅速被控制，仅确诊153例、无一人死亡，且在两月内实现确诊病例数清零、社会经济秩序迅速恢复正常。蔡当局“政治防疫”与大陆科学防疫绩效对比差距巨大，显示蔡当局整体治理能力严重不足。

一是岛内疫情大规模反弹并持续蔓延使蔡当局“超前部署”完全破产。台当局长期沉醉于“民主防疫优等生”的幻觉中，对疫情反弹缺乏预案，防疫资源储备严重不足。台当局一直声称对疫情“超前部署”，甚至傲然称“现在是世界赶不上台湾”。但当五月疫情出现大反弹、确诊病例数激增时，岛内各类医疗物资大量短缺，不得不依靠民间捐赠防疫物资（如呼吸机等）。面对大量社区确诊病例时，台当局坚持拒绝进行普筛普查，不愿效仿大陆建立类似“方舱医院”以实现对确诊患者应收尽收、对轻重症病人分流分治，岛内舆论半讽刺半恳求“只要能管用，叫苏贞舱也行”，但更多声音尖锐指出台当局根本是无力做到对确诊患者应收尽收，以至于岛内不断出现确诊患者无法入院治疗暴死家中的惨痛案例，

二是面对疫情蔡当局没有与各地方县市形成合力，相反却顽固坚持政治斗争思维。尤其与蓝白执政县市权斗不止，致使疫情难以得到迅速控制。此次岛内疫情大反弹，台北市与新北市是重灾区，但因政治颜色与蔡当局不一致，台湾民众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成为民进党及绿营媒体、网军反复“修理”对象。尤其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因医学专业出身、说话直接，不断指出蔡当局防疫指挥中心防疫无能及措施不科学、不合理，网络关注度高、社会声望暴涨，直接引发绿营有组织有计划疯狂围剿，千方百计利用各种事件进行“黑柯”“打柯”。典型如台北市环南市场出现大规模群聚感染后，蔡当局密集策划“杀柯”，包括蔡英文亲自在“脸书”发文关切、大动作组织多部门负责人赴现场开记者会、安排亲绿“立委”发言攻击等，只因当地民众不满情绪高、意外“流产”。还有岛内媒体曝光，蔡当局甚至把疫苗当成斗争工具，人口数和确诊病例都更多的台北市和新北市所获的疫苗数还少于绿营执政的高雄市，被痛批为“三分抗疫，七分抗敌”，致使岛内民怨高涨。

三是坚持“反中亲美”“台独”意识形态，持续杯葛两岸疫苗合作，坐视台湾沦为“疫苗乞丐”。台湾疫情大反弹后，疫苗奇缺成为岛内外各界关注焦点。从国际防疫抗疫经验上看，尽快获得被国际认证的权威疫苗、尽快提升疫苗覆盖率是结束严格封锁状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关键。但蔡当局一系列乱政行为致使台湾不仅饱受“新冠之乱”之苦，还要承受“疫苗之乱”的煎熬：先是民进党内因利益分配不均、派系恶斗不止，直接搅黄了2020年年底基本谈妥的德国BNT疫苗购买案；在五月疫情大反弹后，面对几乎无疫苗可用困境时，蔡当局直接回绝了大陆伸出的橄榄枝，冷言声称“不敢用大陆疫苗”，转身对美日求援，对日本自身不愿使用转而赠台的AZ疫苗感激涕零，却对愿意与大陆复星医药集团洽谈购买BNT疫苗的郭台铭等民间团体与个人设置各类障碍，甚至在疫苗外包装标签等问题上不断挑刺，摆出一副“台湾尊严，寸土不让”的架势，被岛内舆论痛批为“甘为疫苗乞丐”；更可怕的是，蔡当局为扶持岛内疫苗生技产业并收割政经利益，完全不顾岛内民意反对，极力为岛内自产疫苗保驾护航，通过调换疫苗审查委员会人员、审查过程不公开等一系列强力手段，“霸王硬上弓”式给与未经过第三期试验的台自产疫苗紧急用户许可证，被外界痛批为“完全黑箱作业”“倒行逆施”“将人民当做小白鼠”。事实上，因目前岛内直接获得疫苗数不足（仅890万剂），且民众对AZ疫苗信赖度很低（施打AZ疫苗后出现了417例死亡），截止7月21日岛内疫苗接种人次为567万、覆盖率仅有23.50%，距离国际公认的覆盖率达到70%-80%的“群体免疫”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意味着为避免疫情再度反弹，台湾社会可能仍不得不保持严格封锁状态，社会经济秩序完全恢复正常将延宕更长时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岛内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在“新冠之乱”中艰难度日时，蔡当局却频频爆出权力滥用丑闻，行政部门高官违反防疫规定入住豪华度假酒店，对发声质疑台自产疫苗的网络账户直接贴上“中共同路人”标签，将完全执政的傲慢彰显的淋漓尽致，被外界痛批为“完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民进党一直吹嘘“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但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治理能力大考面前，民进党却将自身“权斗全能，治理无能”的深层次弊病暴露无遗。（谢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