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毕业季，就业总是热门话题，甚至随时冲上热搜，就业难、就业不易、大学生当外卖员、博士生去社区工作等新闻泥沙俱下，让人目不暇接。教育焦虑，就此蔓延开来，困扰着很多年轻人。

在讨论就业之时，总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比如社会学的角度。最近，据央视报道，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产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有位外卖送餐员表示，“宁愿外卖拿三四千元的工资，也不愿意去厂里拿五六千元的工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虽然专家表示，“这个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快递外卖行业。”但无法否认的现实是，相比起互联网行业的“人才红利”，制造业则遭遇了不小的“人才困境”。在制造业里面，找不到、招不来、留不住等现实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而这对制造业本身，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一个值得拷问的现实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灵活就业而不是去工厂上班？这背后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一些新兴行业，虽然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全覆盖，但只要自己努力，多劳多得，工资收入还是不会太低，而且就业门槛比较低，不需要长时间的技能培训。第二个原因，则是相对的自由。一些新兴行业可以不用朝九晚五，不用被老板训话，不用担心上厕所的时间太长被质问，不用担心考勤太差被扣钱，不用忧虑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相对灵活自由一些，外卖员、滴滴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兴行业，成为就业市场的“新宠”。

制造业招工遇冷，互联网就业火热。这一“冷”一“热”之间，折射的是大时代变迁下人们就业转念的转变。曾几何时，进工厂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大地，世世代代耕田种地的农民纷纷选择进城打工，这是中国“制造工厂”的主力军，他们也曾撑起制造业高地的半壁江山。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选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们热衷的行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近年来，制造业“招工难”的背后，也有着现实的焦虑，那就是流水线工人未来被机器取代或是大势所趋。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人数将因此减少2000万人。这样的研究报告，震撼人心。这般现实下，大众从此前的热衷“进工厂当工人”到如今中意的新兴行业，便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制造业的“人手紧缺”，“玻璃大王”曹德旺曾对此进行了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这样的说法，其实也证明了企业家的一种担忧。

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统计，预计到2025年，全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这般现实再次证明了一点：大量人才从制造业往外的迁徙，的确会带来一些现实的隐患与风险。但对制造业来说，若想留住工人，找到更多工人，光靠抱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都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在选择工作上更是如此。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只有一份工作能满足他们的相关需求时，才能打动他们的内心，正所谓留人先留心。

眼下，面对劳动力从制造业向互联网行业迁徙的现实，强行的纠正、扭转，只会物极必反，这就需要理性认识与看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结构性下降的现实。这种劳动力的迁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是科技进步的必然。对此，我们不能逆势而行，而应顺势而为，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接供需两端的关系，积极顺应劳动力流动的趋势，疏通劳动力转移的渠道，降低劳动者摩擦性失业的风险，提高就业效率，这是对劳动者的一种保护。

此外，因制造业事关重大，被誉为实体经济的“脊梁”，有关部门也应积极行动。一方面，需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用科技创新的手段来弥补产业链下端劳动力的流失，这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体现。部分制造业工人的迁徙，在短时间内还是会带来工位缺失，影响企业正常运营，但这只是一种阵痛，也是对企业加快创新、转型的一种倒逼，这背后，政府部门的“有形之手”或许可以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企业实现平稳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既然人才的流动与迁徙是个人选择的决定，那么也可以尝试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优化工作环境、打通晋升通道、让技工得到更多社会认同与社会尊重等方面发力，让这一行业的人才有更多的盼头，乃至实现“人才倒流”，成为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

人才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宏大命题，需要各方建言献策、形成应对合力，才能更好地帮助制造业渡过难关，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