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没有一单生意，让通仔萌生离开澳门的念头。3月7日，通仔终于坐上了去江西南昌的火车。新工作收入稳定、没有风险，这是他看重的。

过去三年，通仔每天下午6点开工，清晨5点下班，徘徊在澳门不同赌场的贵宾厅，寻找需要他的“贵人”。2018年，澳门博彩业在经历长达两年的深度调整期后，博彩收益回升至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通仔也分得一杯羹。去年9月，一单入账10万，成为他入行做赌场放贷中间人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

今年1月，春节旺季的澳门博彩收入意外出现同比去年5%的下跌。这是自2016年8月，每月博彩毛收入恢复增长以来，首次录得跌幅。截至2月底，澳门前两个月博彩毛收入仍为负增长。通仔与同事们忍不住感叹，日进斗金的传奇年代早已一去不返，贵宾厅的“优质客户”也越来越少，不如做点正经事。

2月28日，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00880.HK下称“澳博控股”）公布2018年业绩报告，博彩净收益为336.77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88亿元，较上年增加8.3%。这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卸任澳博主席后的第一年，也是澳博在经历三年连跌后恢复增长的第二年。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在与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河”）、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威尼斯人”）等后入场的博彩公司竞争中，澳博在澳门所占的市场份额较辉煌时期已经大大下降。

澳博之崛起

澳博控股是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澳博”）的控股公司，2008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巿，其掌舵人正是在澳门博彩发展历史中赫赫有名的“赌王”何鸿燊。

澳博成立于2001年，时值澳门回归后，政府考虑开放赌场专营经营权、引入新投资者。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资料显示，澳博的前身是由何鸿燊与霍英东、叶得利等港澳商人，早在1962年联合成立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下称“澳娱”），在澳门独家经营博彩事业长达40年。

2002年，澳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订批给合同，成为澳门目前六家被授权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及其他方式博彩业务的公司之一，与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河”）、永利渡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利”）、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威尼斯人”）等共同经营澳门博彩事业。同时，澳博也被称为植根澳门的娱乐场博彩承批公司。

根据澳门《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定义，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许可及定为开展博彩类业务之地点及场所称为娱乐场，即为大众常说的赌场。结果系不确定而博彩者纯粹或主要是靠运气之博彩称为幸运博彩。在娱乐场推介幸运博彩，给予博彩者有关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及消遣等便利者称为博彩中介人。

“土生”澳门的优势让澳博在获得经营权后立即投入运营，而新的投资者则需要花费时间投建场地。直至2008年，六家博彩公司才全数投入运营，但澳博依然长期经营着澳门超过半数的娱乐场。根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数据，截至2018年底，澳门共有幸运博彩娱乐场41间，澳博占22间。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公布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下称“《中期检讨》”）研究报告显示，在2002年到2014年12年间，澳博的投资金额最少，仅占六家博彩公司总投资金额的8%，但其博彩毛收入为博彩公司当中最高，达到6367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5297亿元，占全澳12年总体博彩毛收入的32%。2008年以后，即六家博彩公司投入运营后，澳博的总体博彩毛收入也是高于其他博彩公司，占市场份额27%。只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博彩公司之间竞争加剧，澳博占澳门整体博彩收益的比例呈现下跌趋势。

新老博彩企业对弈

上述《中期检讨》报告显示，从澳门博彩业发展整体来看，自2002年赌权开放，澳门博彩收益为澳门带来可观的经济、社会影响。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在世界银行数据中，由2002年世界排名第47位跃升至2013年的第4位。博彩税收水涨船高，2007年就超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开总支出，此后，政府财政盈余不断膨胀，至2014年底较2002年增长将近百倍。

2013年，澳门博彩业在经历11年的高速增长后达到顶峰，次年开始回落、进入深度调整期。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与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数据显示，2013年，澳门博彩及相关服务收益达到362745百万澳门元，约合人民币3017.59亿元。2014年6月开始，澳门每月幸运博彩毛收入出现同比去年负增长。2014年，澳门博彩收益出现自2002年赌权开放以来首次年度负增长。这一回落趋势，持续2年。至2016年，澳门博彩及相关服务收益跌至225695百万澳门元，约合人民币1877.51亿元。

澳门博彩业的放缓，同样表现在各家博彩公司的收益上。当中，博彩收入占比最高的澳博受影响明显。根据澳博2014年到2016年业绩报告，2014年，澳博的博彩收益为816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678.81亿元，较2013年下跌8.8%。2015年，澳博的博彩收益为500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415.94亿元，较2014年下跌38.7%。2016年，澳博的博彩收益为427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355.21亿元，较2015年再度下跌14.7%。三年连跌后，澳博的博彩收益较最高时期几乎腰斩。

2016年8月，澳门博彩在经历25个月下跌后，终于出现回升。2017年，澳门的整体博彩收益为2657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2210.3亿元，较2016年增加19.1%。得益于大环境转好，澳博在2017年的博彩收益也停止下跌，较2016年小幅增长0.1%。然而，此时的澳博已无往日风光。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场调整期中，后入场的博彩公司如银河、威尼斯人得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根据威尼斯人与银河2014年到2017年的业绩报告，威尼斯人在2015年度以收益净额547.7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455.62亿元），超过澳博2015年的业绩，银河则在2016年以年博彩收入510亿澳门元（约合人民币424.26亿元），超过澳博2016年的业绩。2017年、2018年，澳博与银河、威尼斯人的博彩收益差距持续拉大。《中期检讨》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娱乐场内的贵宾厅毛收入占据着博彩公司博彩收益超过50%的比重，中场和贵宾博彩业务对博彩公司而言至关重要。2004年，博彩中介人向赌客发放信贷被合法化，从事博彩中介人活动者必须领取准照且受政府之监察，博彩中介人也要在其提供服务的每一家承批公司作登记。穿梭在贵宾厅放贷的博彩中介人，成为娱乐场兴与落的另一个象征。“下午6点上班，就在贵宾厅转到早晨4、5点，威尼斯人、银河客人多机会多，澳博做的比较少。”因为不够资格申请牌照，通仔只是游走在博彩中介人制度“灰色地带”的放贷中间人之一，负责在贵宾厅寻觅需要贷款业务的“贵人”，再转介给公司其他同事跟进处理。

近几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持续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鼓励非博彩元素项目的发展。当中，非博彩项目经营规模最大的威尼斯人占据优势，银河也紧随其后，吸引了新一代前往澳门的游客。类似通仔这样的放贷中间人嗅觉灵敏，通常选择生意最旺的两三家娱乐场，澳博的地位在他们心中渐渐下沉。

赌王卸任澳博主席

2018年6月12日，澳博控股正式宣布何鸿燊退任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其女何超凤接任主席之位。此前，何鸿燊卸任持有澳博控股54.92%股份的信德集团行政主席职位，其另一女儿何超琼接班。自此，96岁的何鸿燊手中最重要的“权杖”移交完毕。

2019年2月28日，澳博控股公布自何鸿燊卸任后的第一份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因应用新订及经修订香港财务报告准则，2017年博彩净收益由41290百万港元调整为31095百万港元，调整后约合人民币265.93亿元。按照新准则，澳博2018年博彩净收益为336.77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88亿元，较上年增加8.3%；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为28.5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4.3亿元，较上年增加45.2%。

作为博彩收益中最重要的两项博彩业务，2018年，澳博贵宾博彩业务占总博彩收益业务的44.8%，贵宾厅博彩收益较上年下跌1.1%；中场赌枱的博彩毛收益业务占总博彩毛收益业务的52.6%，中场赌枱博彩毛收益较上年增加12.1%。

根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与澳博控股业绩报告，2018年澳门博彩收益为 2940.25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514.54亿元，澳博占其中的14.9%，市场占有率较2017年全年之16.1%再度减少，更告别2002年到2014年间超过20%的市场份额。澳博表示，2019年及未来几年将继续受到周边地区之整体经济环境、政府监管政策、访澳旅客人次，以及澳门各娱乐场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情况所影响。澳博将于这段期间将致力维持其于中场和贵宾博彩业务之优势并继续提升营运效益。

澳门理工学院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副教授黄贵海曾向记者表示，澳博博彩收入的减少，一方面是受外部经济下行影响，另一方面是随着赌权开放，澳博市场占有率在六家博彩公司竞争中被瓜分。同时，随着邻近地区，如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博彩娱乐事业的发展，对澳门博彩市场形成一定竞争压力。虽然澳门博彩业在2016年、2017年经历深度调整，但整体而言博彩公司的收益还是理想的，只是增速放缓。他认为，对于澳门而言，除了博彩元素，休闲旅游、会展业等非博彩元素的发展优势明显，短期会受到经济变化波动，但长期发展状态稳健。

此外，针对今年1月澳门博彩收益出现自2016年8月以来首次下跌，以及今年前两个月博彩毛收入负增长，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透过澳门新闻局表示，随着澳门投放更多资源推动非博彩元素和新兴产业之中，政府观察到澳门的相关结构正在改变。以博彩业收入为例，中场业务在整体结构所起的关键作用愈来愈大，中场收益占比提高，这些都有利改变博彩收入的情况。同时，中场客源在多元化消费和社区经济的渗透率远比贵宾客为高，这些都能增强澳门对经济波动的应对韧性，也证明了产业结构的改变愈来愈趋向优质化。

梁维特亦指出，博彩收入以季度作比较，是更为科学的比较方法，特别是每年首季的博彩收入，例如是农历新年前后、是否闰年等因素，都会对该月的博彩收入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