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企业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595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473万吨。积极在有色金属、船舶制造、炼化、建材和电力等产能过剩行业开展去产能工作。”日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划定化解产能过剩时间表。他同时表示，2017年完成300户“僵尸企业”处置任务。

化解产能过剩是2017年重要改革任务，而央企是主力军。《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国资委已经对下一步化解央企过剩产能进行了部署。将在涉及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进行试点，建立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要求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

化解产能过剩，多家央企也纷纷设定时间表。中国华能集团表示，2018年年底前，退出煤炭产能914万吨／年，处置僵尸企业16户、特困企业4户，“十三五”期间关停退役647万千瓦煤电机组。保利集团发布计划，坚决执行国家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关停无效矿井，尽快实现战略退出，将用三年时间完成39家“僵尸企业”的重组整合退出，确保亏损额减少50%以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将从源头坚决控制、减少无效和低效投资，从电源侧“去产能”，重点坚决落实煤电“取消一批、缓建一批、缓核一批”政策，推动能源主管部门将南方五省区“十三五”火电装机新增规模控制在4285万千瓦以下，从2020年，全网非化石能源电量占比不低于50%。武钢集团拟在已经淘汰完落后产能的基础上，主动退出炼铁产能319万吨、炼钢产能442万吨。

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未来判断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在于是否实现了过剩产能的有效化解、过高杠杆的明显抑制、经营效益的持续改善以及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显著提高，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味做大规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但更多的是一些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而今后的工作将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之后，遗留债务、职工安置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今后供给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

“特别是要把握好去产能和去产量的关系，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在肯定过去一年去产能成绩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比如2016年，我们退出的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但是粗钢产量比上年增长了0.6%，市场供需比较平衡。而有关部门在指导煤炭去产能的时候，既提出了压减煤炭产能的任务，也提出了压减产量的任务，例如煤矿的生产天数为276天。”张晓强建议，应注意总结经验，第一，压减淘汰落后产能不能“一刀切”；第二，压减落后产能和产量的调整要科学规划，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钢铁计划去产能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成果值得肯定。李毅中强调说，被关闭的企业必须彻底退出生产，把缸炉拆除，否则市场环境一旦变化，有的企业又“死灰复燃”。去产能必须由政府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干预，但是价格和产量应交由市场调节，不能因人为干预而导致大起大落。

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彪建议，实践中通过建立产能竞争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具体来说，可以把落后产能分为三种：一是以落后技术和工艺装备为基础的生产能力；二是丧失了市场竞争力的生产能力；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质量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生产能力。对前两类落后产能，就应该全部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简单地让其死亡。而对第三种，政府应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加强规则意识，减少计划意识；加强选择意识，减少指令意识，这是良性产能治理的要件。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有喜，则将去产能的成效总结为“一石四鸟”，即用去产能这一块“石头”，击中了“煤价回升、效益提升、产能置换、安全生产”这四只“鸟”。他提出，去产能要同时做好减法和加法，通过去产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产业由低端向高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