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麦当劳分别在中国深圳和苏联的莫斯科开设第一家餐厅。

与苏联正酝酿解体所体现的戏剧性不同，深圳的首店，显现出一派蓬勃。

那一年的中国，以9月份的亚运会为界，泾渭分明，深圳麦当劳恰好开在10月8日这段经济上升期。由于前一年全国物价飙升40%，所以90年的前半年，中国几乎都在全力搞整顿，经济从过热迅速转入平稳，消费的持续低迷成为全国性苦恼，老百姓（603883）持币惜购，银行存款猛增。但9月北京亚运会的举办，成了提升全民热情的大舞台。美联社发文称，亚运会对中国是一个福音，体育再次展出其推动经济繁荣的能力。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为中国注入了经济强心剂

到了下半年，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把目光对准了上海和深圳，在那里，因为社会经济动荡而中断的资本市场试验，修成正果。

沪市和深市纷纷开市。

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了“双市格局”。这一年的中国，呈现出出乎意料的全民商业化面貌。人们变得更加实际，追求发家致富，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几年前还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在这一年成为最受欢迎的流行偶像。

来自法国的皮尔.卡丹破天荒地把时装秀开进了故宫。

曾经的皮尔.卡丹，“飞扬跋扈”

早早来到中国的洋品牌尝尽甜头，麦当劳里三层外三层的排队景象，让当时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艳羡不已。

香港《文汇报》撰文大呼，“任凭洋货长驱直入，充斥市场，其严重后果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言论背后，反应了当时的麦当劳等洋品牌的威力，同时也揭开了国货振兴运动的开端。

与此同时，中信刚收购泰富发展，其实业银行与出版社也刚建立不久，房产生意还处在储备阶段。据网上资料了解，1989年中信的国内业务几乎停滞，高层开始把目标转向境外。按照公开文件的说法，中信在1989到1992年进入了调整期。到了1992年，在不少国内企业濒临破产的环境下，中信拉开了整合大幕(大规模央企整合是2003年以后的事)。

二

1992年，麦当劳终于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餐厅。随后几年，麦当劳以几乎每隔一年攻下一座城市的频率进入广州、福州、武汉、长沙……直到2002年，十年时间，麦当劳终于在国内卖出了第1000亿个汉堡。

而在麦当劳进入北京的那个年代，国内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麦当劳也许不是始作俑者，但它绝对在遭抗议的名单里。

然而，在舆论汪洋中，经济变革却在坚定的向前游行。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国际经营理念、品牌价值，以及人们对朦胧的美式生活的追求表明，中国商业演变的历史进程已经无法扭转。

就像麦当劳在2003年的品牌宣言——我就喜欢。这句话的痛点实实在在地照耀在90年代的中国社会人群上。

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快餐品牌，麦当劳每日的客流量十分巨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商业区域，一家麦当劳的开设，能够为该区域带来极大人气；麦当劳的品牌价值，也会增加附近其他商铺的租赁者对于该商铺的信心。

换句话说，你新开了一家商场，如果有个麦当劳入驻，其他铺面对外的租金也会相应上涨。因此，对于麦当劳这样的企业，利用他的品牌影响力，通常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租赁或者购买到很多黄金地段的商铺和土地。

“麦当劳真正的生意是房地产”正如其创始人雷.克罗克所言。在当时催生的92派像下饺子一样的下海狂潮中，当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商业地产和零售领域，都无法避开麦当劳的庞大威慑力。

当麦当劳在国内的不断渗透下，北京一家调查公司发现，给产品起一个洋品名，将使广告有效率提高4倍。因此它提议，“如果是乡镇企业，更要把厂名也改成中外合资什么的”。温州和晋江等地的很多企业都把自己的品牌改成拗口的“欧美名字”。更有聪明的人，去欧洲找到一些濒临破产的家族小企业，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其品牌，然后回国内大力炫耀，试图与麦当劳分庭抗礼。

在这期间，德克士也想分得一杯羹。最早在成都起家后，德克士把扩张的目标选择了北上广，以及武汉等新一线城市和中部经济重镇。德克士先后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建立了54家直营店，其中多数是七八百平方米的大型店。但由于租金高，缺乏与麦当劳、肯德基直面竞争的经验，最后的结果被德克士内部形容为遍地开花，遍体鳞伤。

德克士果断退出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转攻麦当劳、肯德基当时还无暇顾及的二三线城市。受到打击的德克士没有太多选择，它将这个当时几乎没有竞争压力的空白市场当作是喘息之地，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战略，包括放开加盟，开发多级别门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