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底，在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如何“脱虚向实”的大讨论中，马云和宗庆后打起了擂台。

率先发难的是老牌企业家宗庆后。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中，一众实体经济企业家代表集体抨击了马云提出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之说，年逾古稀的宗庆后直接表达了对这一理论的不屑：“除了新技术之外，其他几个新都是胡说八道。”坐在一旁的董明珠说，她“感受到了宗总内心的激动”。

2016年12月29日，马云在出席“江苏省浙江商会十周年大会”时，主动谈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并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是对立关系，企业家切不可活在昨天，抱怨明天。 “中国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那些不行的实体经济缺少开拓精神，未来30年竞争会更激烈，但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实体经济出来。”马云的这番讲话，像是对宗总的隔空回应。

照此看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已经给各自的企业家群体带来了两种固有的、完全不同的思维烙印，辩论或者学术之争并非辩手“极端”，但只能选择“是”或“非”一方的观点，“折中”则辩论不下去。退一步而言，实体经济的执着与虚拟经济的变化，两者的理念冲突一直鲜活地存在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类似宗庆后和马云格格不入的对立观点，在美国、日本企业家中也并不鲜见，但人家不仅相安无事，还在实际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

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宗庆后们与马云的分歧，多少道出了技术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之争。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穆勒是最早发现“发明”与“创新”矛盾的人之一；“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则认为，“发明和技术变革都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因素”，这与宗庆后认同“新技术”是财富创造的核心基础之说同根同源。

不知马云是否听说过，被誉为“创新之父”的熊彼特也有“五新”之说， 即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材料、建立新新组织。熊彼特认为，正是一系列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熊彼特还认为，创新的原动力来自企业家—这是最早从企业的“技术”与“经济”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创新的。

反观马云的“五新”如个性化定制、大数据等，并未超出熊彼特的“五新”之说范畴， 亦即董明珠评价的“五新不新”。实际上，实体企业家一直以熊彼特的“五新”之说，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破坏式创新”， 推动经济波浪式上升。

实际上，宗庆后、董明珠们对“五新”的不屑，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拥抱创新。宗庆后在商业渠道、产品开发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逊色，董明珠更是先后与马云、刘强东联手推动格力电商化。实体经济企业家和虚拟经济大佬们与其相互“鄙视”，还不如坐在一起好好赚钱，这才是最和谐的一幕。归根到底，虚拟经济产生、依存于实体经济，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可过度偏离、脱离于实体经济。既要看到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又不可忽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

搞实业，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都是值得尊重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那种彻底摒弃互联网，将已经形成的多元化社会倒退成单极化社会的思维，则万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