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科技大多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创业者想改变世界，需要一些方法和运气。

谷歌用搜索引擎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随后它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企业；苹果用智能手机把互联网装进口袋，如今的它被誉为“科技美学”的典范；大疆的无人机把航拍这种遥不可及的事情变得近在咫尺，重新定义了“中国制造”……

当这些技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都曾是“黑科技”，曾经是那么不成熟、不可想象、不被理解。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黑科技将是什么？无人驾驶汽车，柔性显示屏，个人飞行器，还是混合现实？

现实是残酷的，和商业模式创新一样，黑科技商业化“一将功成万骨枯”。

来自哈佛商学院的数据显示，许多制造新产品的尝试，六成在上市前就夭折了。在见得天日的产品中，又有四成无利可图。科技创业史已经证明，技术越颠覆，“成色”越黑，商业化越难。“黑科技”与产业市场、消费者、资本之间巨大的信息势差是症结所在。

而科技创业就是打破势差的过程。

养在深闺人不识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商汤集团，是通过2016年3月微信里一篇10万+的文章。但文章不是在唱赞歌，而是爆料商汤收购一家由4位“高颜值、高智商、高学历”美女创办的人脸识别公司，其实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目的很可能是吸引公众和投资人的眼球。

涉嫌虚假宣传的商汤颜面扫地，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该公司并非绣花枕头。可以证实的是，其核心团队来自全球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并且其服务用户数达到数亿级，合作对象包括小米、华为、银联、中国移动等。

然而，“独角兽”“养在深闺人不识”，竟然以这种狗血的方式撞入公众视野。

黑科技的商业化征途是孤独的，背后充满了锦衣夜行的不甘，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即便身在风口之下，亦是如此。

继智能手机之后，VR、AR、MR等影像技术被视为下一个科技商业化的风口。经营影视动画公司的陶澍于2015年投身其中。他认为，VR眼镜集成商赚的是快钱，不是科技创业。他选择从底层技术研发开始，试图解决虚拟现实技术仍然存在的不够逼真、流畅，令人眩晕等问题。

然而，即便踩在风口上，眼下有了几项专利在手，陶澍看到的未来依然模糊不清。他说，“很多人说，搞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有时我们自己也不明白。”

究其原因，跟大部分黑科技创业者一样，陶澍手上的底层技术可以应用范围非常广，比如目前澍矩科技最擅长的MR技术，应用范围就包括影视、医疗、娱乐、旅游、会展、教育等众多领域。然而，创业公司精力有限，技术攻关还得继续，首先选择哪个领域进行商业化，它是否既能短期获得收益，又对未来的商业布局有战略意义，陶澍有些拿不准。

事实上，已经有先行者因此倒在了路上，最著名的莫过于基于AR逻辑的谷歌眼镜。造成它流星一般命运的原因就是，未能明确硬件市场前景，使得应用开发者无所适从。

当然陶澍并不悲观，“等你想明白了，别人也想明白了。细分领域的成功，需要靠一点运气。”

目前，他所在的领域已经有了Hololens、Oculusrift、HTCvive等高起点的竞争对手，有的面向教育市场，有的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有的面向消费级市场。和他们“赛跑”，陶澍的机会在于，没有谁敢说自己的赛道一定能通向终点。

变态的微笑曲线

由于相比直接面向C端，黑科技创业者和下游生产者同在专业领域，信息势差要小得多。因此，他们往往会最先接触产业市场。

何况黑科技的商业化有时就是一场接力赛——创业公司如果无力或者本就不打算将“孩子”养大，技术甚至整个公司会被卖给下游生产者，由后者继续完成商业化。

于是，科技中介应需而生。它们有的是游走于科技界和生产线之间，倒卖专利的“技术掮客”；有的是像雷锋网、爱范儿这样的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有的则是如科易网这样的专业技术交易撮合机构。

美籍华人、生物学博士唐马克就是一名“技术掮客”。在美国，他从科研机构那里寻找生物医药方面的新技术，然而拿到中国市场的代理权。

为了给自己手头的技术找买家，同时也看看企业关注什么，他频繁地回到中国，出现在众多生物医药行业会议和讲座的现场。

美国范德比特大学医学院的史密斯教授，就通过他将一项治疗癌症的生物技术卖给了上海的一家药企，前期费用是5万美元。

当一项技术被成功转让，唐马克可以获得成交额5%~10%的咨询费用。有时候他也会把中国的中药项目介绍到国外去，咨询费可以达到10~20个点。

这样的人在科技行业并不少见，但鲜有专职人士，因为个人的资源毕竟有限。相对而言，平台化的机构影响力更大。

比如像雷锋网、爱范儿等垂直科技媒体，在聚集了一大批科技从业者、创业者、极客之后，不断向整个科技行业的生态渗透。对技术转让的买卖双方而言，这些平台的价值正从营销、对接，向交易环节延伸。

也有人看到这项业务单独做大的可能，于是建立了专业的第三方技术中介服务平台，比如厦门科易网。

针对黑科技商业前景不明，交易价格难以评估的问题，它推出了国内第一个技术交易价格评估系统，采用成本重置法和预期收益法给出价格下限和上限，作为相对科学合理的参考价格；针对技术交易涉及金额大、分批次交付的特性，它开发了“分批次担保支付系统”；另一项为防止技术窃取的“技术资料安全交付系统”则实现了“我给你的资料，只有你能看到；你看到了不能否认；看的过程全程公证”的功能。

目前，科易网的在线交易系统，聚集了26万项技术成果，累计交易额近9亿元。

不过，对创业公司而言，技术转让并非想象的那么痛快。在成熟的科技产业链中，附加值多体现在两端，一端是研发，中间是制造，另一端是营销。可在中国，只有源头技术的公司，往往卖不上好价钱。正如科大讯飞创始人刘庆峰所言，中国的“微笑曲线”是变态的，源头技术得不到该有的尊重和商业价值。

在美国，仅仅有12个员工的虚拟现实初创公司Oculus卖身Facebook时获利20亿美元。中国创业者对此只能望洋兴叹。

如果创业公司选择亲自把“孩子”养大，和产业市场做可持续的生意，也会面临不小的困难。

最近，借助锤子手机发布会上的免费广告，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再次圈粉无数。事实上，它的过去充满了酸楚。

初创期时，科大讯飞还未面向C端，只做产业市场，然而业务非常惨淡——有实力引进黑科技的都是大公司，科大讯飞只是一个由中科大“学生军”组成的团队，大企业对其技术实力和承接大订单能力存疑，不敢与之合作。

最后，“学生军”想到的办法是“抱大腿”。他们与联想合作，为联想电脑嵌入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软件，每台只收费1块钱。那是在2000年前后，一台电脑可以卖到上万元。科大讯飞的软件完全是白菜价。

通过“不平等条约”，科大讯飞换来了巨头的背书，此后才被广泛认可。现在的它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智能语音技术提供商，在电信、金融、电力等行业的份额高达80%以上。

遥远的消费者

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径。但对于黑科技创业者来说，这条路充满了诱惑。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拉里佩奇……梳理这些科技大佬的发家史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想要名利双收还得靠面向C端的产品或服务。

然而，实验室里的技术离消费者确实太远了。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是，科技创业者眼中的创新产品，真的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吗？

眼下的智能家居创业热，就制造了许多“自嗨”的产品：一台能远程控制的热水器并不比一款速热热水器更方便；可以用手机调节亮度的吸顶灯，用户只有在刚买时才有兴趣把玩。

如何才能准确找到消费者，明确消费者所需呢？有的创业者借助众筹的力量，有的通过与别人合作“曲线救国”。

在很多人眼中，众筹是一种筹措创业资金的方式。事实上，它的更大价值在于市场调研。

2012年，Oculus的帕尔默拉奇找到了美国最火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准备在这里筹措资金，把自己的Oculus头戴设备开发出来。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最后筹得240万美元。这个数字成为了2012年Kickstarter平台上破纪录的项目。

但帕尔默拉奇后来的成功，并不是真的靠这240万美元，而是众筹过程引发的市场反应，以及投资人关注之后的大力加持。

事实上，国内的京东众筹、淘宝众筹等已经成为科技创业者的聚集平台，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缺少将技术产品化的资金，而是借助众筹这种方式验证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追捧，以决定是否推出市场。

除了众筹，“别人家的用户”也是黑科技创业公司可以利用的资源。撇开狗血剧情，致力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创业的商汤科技采用的就是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商汤科技的代表性技术是视觉识别。该技术在进行商业化时十分依赖与用户互动，这样才能发挥计算机自我深度学习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使用的用户越多，后台的视觉识别能力越强。

然而让CEO徐立头疼的是，大型的流量入口如社交、导航、购物、浏览器等都已经被人占领。眼下，他正在寻找可以独立获得充沛流量，又能应用到视觉识别技术的商业化方向，但曾推出的颜值测验机并不成功。

于是，他隐身幕后，和已经拥有大量C端客户的公司展开合作。比如和中国移动合作，在用户实名制过程中用上自家的人脸识别技术。又比如和借贷宝合作，让用户不用输密码，经过肖像认证即可交易。

与早年的科大讯飞希望靠巨头背书不同，徐立与大公司合作主要是看上了对方的大数据资源。事实上，商汤科技间接服务的个人客户量已悄然达亿级规模。

有了大数据的积累，未来直接面向C端就有了资本。

产业链的助力与羁绊

在中国，黑科技创业最火热的地方是曾经的“山寨之都”深圳。除了明星企业大疆创新、华大基因，那里还有研发柔性显示屏的柔宇科技；制造出仿人性骨骼智能娱乐机器人“阿尔法”的优必选科技，和推出了个人飞行包的光启科学等。

科技创业不能闭门造车，制造业的配合极为重要。“黑科技”之所以在深圳聚集，与深圳丰富的产业链条紧密相关。据说，在德国无人机组建需要找6到7个国家的供应商。但在深圳，不用出宝安就能找全供应商。

而换一个角度理解，那些最终能够走向市场的黑科技，也一定是可以在既有的链条上去商业化的技术。

想当年，互联网机顶盒也属黑科技。早在2005年，陈天桥打造出了盛大盒子，试图整合电视、电影、音乐、游戏、广告和电子商务，类似于今天的小米、乐视借助硬件做生态的路径。但盛大盒子现在已销声匿迹。

原因在于，彼时的盛大盒子无法得到产业链上下游的支持。那时，视频行业基本上把控在电视台手中，没有内容的盛大盒子只是一个“空盒子”。而且那时的家庭网速也不足以给用户带去优质的观看体验。

历史是相似的，研发出全球最薄柔性显示屏的深圳柔宇科技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尽管解决了屏幕问题，但要制造出市场所期待的可变形电子设备，还有柔性电池这个坎需要迈过。

在产业链相关环节尚未补齐的情况下。柔宇的做法是，先将“柔性电子”“柔性传感器”技术商业化。从2015年起，它陆续推出了“头戴显示器+耳机”形态的智能终端Royole-X和RoyoleMOON，希望将柔性技术一步步推向市场，而不是像盛大盒子那样Allin.

投资者也是科技创业产业链的一环。同样，科技创业者融资也是一个坎。

原因是，黑科技商业化进程长，前景不明，懂技术的投资人又十分有限。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人更是稀缺。

当初柔宇科技就是在美国初创，拿到了最早一笔融资后，才迁到了制造业更发达的深圳。

外行不敢轻易入局，懂行的也非见好就投。比如峰瑞资本，只考虑“核心科技趋势之下的关键技术”。

可穿戴设备被认为是时下风口，但尚未出现真正成功的产品，原因之一是续航时间不足。峰瑞投资了一个GPS芯片项目，能让GPS耗电量降低为原来的七十分之一，而GPS芯片正是可穿戴设备的耗电大户。

可穿戴设备是核心科技趋势，低功耗的GPS芯片是关键技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资本热情地向创业者伸出了手。

其实，“核心科技趋势之下的关键技术”不仅仅意味着商机，还在于它在未来产业链中的卡位作用。所谓卡位，就是在细分市场关键环节的垄断地位。这在技术领域相对容易实现，因为有专利壁垒。比如某公司掌握了一种超材料专利，可助其树立超级Wi-Fi的技术标准。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打算掘金大型公共区域的Wi-Fi服务就必须之合作。

一个又一个坎次第出现在创业者的面前，让那些被寄予厚望的黑科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科学创造不等于改变世界，它们之前隔着一个银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