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比如，新旧发展动力处于转换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偏高，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化解产能过剩已达成社会共识，但去产能还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城市房价涨幅较快，引发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等等。这些问题看似复杂无序，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可以从“供与求”“实与虚”“新与旧”这三对主要矛盾入手，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供与求：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

一些地方之所以感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十分艰难，工作千头万绪却无处着力，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具有内在联系。只有五项重点任务联动，才能破解产能过剩等难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供求平衡。

运用竞争政策化解过剩产能。短缺经济条件下，扩张产能需要运用产业政策。过剩经济条件下，去产能的政策工具应转换为竞争政策。竞争政策保护竞争，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具体说，既可以通过鼓励收购兼并来消化僵尸企业，也可以在竞争中让僵尸企业被自然淘汰，实现市场出清。尤为重要的是，应把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的补贴转变为对兼并重组方优势企业的补贴；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扶持，应由对产能的补贴转变为对消费者和用户的补贴，以培育市场需求，让市场选择竞争优胜者。通过建立健全标准来淘汰落后产能，是在去产能中减少行政干预的好办法。落后产能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技术和工艺设备落后的生产能力；二是丧失了市场竞争力的生产能力；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质量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生产能力。对前两类落后产能，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对第三类落后产能，应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去产能。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拓宽房地产去库存渠道。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面临房价上涨过快过猛的问题，为平稳房价，必须动用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众多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则面临去库存的巨大压力。由于这些城市就业机会较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同特大型、大型城市差距较大，年轻人口净流出的倾向十分明显，导致住宅需求相对不足。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坚持把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各地因城施策，制定去库存的灵活政策。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地域广、不可能把所有农业转移人口都纳入到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现实，着力缩小各类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建设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城市群。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少数大城市人口不合理急剧膨胀，又避免众多中小城市陷入凋敝境地。

围绕去产能坚定地去杠杆，围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绝大多数僵尸企业是靠高信贷杠杆维持的，因此去产能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就是加速去产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要像权威人士讲的那样，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普遍较高，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实际问题。按照国际经验，系统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发展以公司债和股票为主的直接融资。其中，债券融资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有待开发的巨大“蓝海”。而要更好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必须把对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放到首要位置。

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降成本可以双向调节供求，包括降要素成本和降制度性成本两方面。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生产率，由此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但见效较慢；后者是通过改革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抑制因房价上涨过快而导致的许多行业要素成本上升过猛的趋势，根本办法是从制度上破除土地财政的副作用。又如，税收和各种收费是制度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全面大幅度降税的空间并不大，但阶段性地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存在较大空间。此外，让各种可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参与市场竞争，也是重要降费手段。

积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补短板能够有效扩展经济增长空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采取“扬长避短”战略，着重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需要实施“扬长补短”战略。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于农村贫困人口，因而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提高发展水平的瓶颈在于科技进步和生态环境，因而补短板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在于投融资体制机制，因而广泛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就是关键。总的来看，造成短板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因而“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这一短板，释放制度性红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要把创新制度供给作为重要抓手，着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占据的物质资源、市场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短板部门，就能更快补齐短板。

实与虚：让实体经济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

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从资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全面进入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在“双过剩”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资产荒”，大量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而推动资产价格膨胀。这在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时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已经不是扩大投资规模和生产能力，而是化解资本和商品过剩，同时着力平抑“资产荒”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