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杭州G20峰会即将开幕，作为国际性会议，峰会主要探讨国家间的经济与金融合作问题。在国际宏观议题上，放眼全球和国内经济热点，新京报将就大众较为关心的经济何时复苏、人民币汇率走向何方、企业面临怎样的贸易壁垒等五大问题，从政策、专家到实际案例，进行阐述和解读。

全球经济正在陷入“新增长陷阱”。世界银行将全球经济增幅从年初预测的2.9%下调至2.4%。据报道，9月4-5日，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创新增长方式”成为中国提出的峰会四大议题之首。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警钟已敲响。6月，世界银行（WB）将全球经济的增幅从年初预测的2.9%下调至2.4%。世行给出的下调理由是，发达经济体增长滞缓、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全球贸易疲软和资本流动日减。

而英国脱欧则给世界经济再添迷雾。IMF在7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中指出，预计今年、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3.4%，均较今年4月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

与此前几次危机不同，这一次新兴市场也未能躲过、风头不再。巴西与俄罗斯目前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等其他不少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速也放缓脚步。中国经济在步入“新常态”之际，不仅要在世界经济下行中寻求突围，同时要处理好本国的调结构、去产能等艰难转型。

很多投资者已经放弃其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资产，去年底高盛宣布取消其资产管理部的“金砖四国”基金。

据《经济学人》报道，新兴经济体在本世纪初有过强劲的经济增长表现，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各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开始下滑。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认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将直接影响各国经济的增长率，进而通过贸易和投资等传导机制，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G20将议创新增长方式

一边是新兴国家风险凸显，而另一边，全球也都在共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报道，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创新增长方式”成为中国提出的峰会四大议题之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将推动G20各国共同描绘创新增长的蓝图。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泥潭，各国都在寻找驱动经济增长的“药方”。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绿色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兴起，科技创新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此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强，又一位中国人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要职。8月22日，中国央行副行长张涛就任IMF副总裁一职。评论认为，中国官员近年来在多个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承担国际责任，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案例

“制造体系的优秀不在设备”

与柳传志当年科学家创业的身份类似，黄勇之前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在发现家庭医疗这一巨大的市场空缺后，黄勇在东北创办了新松医疗，生产医疗器械，尤其以双水平呼吸机和医用制氧机见长。

尽管东北经济下滑、全球贸易不景气，但新松医疗却逆势上扬。2016年上半年，新松医疗实现营业收入2600多万元，同比增长61.52%。营收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市场。“这台呼吸机在海外上市，价格300美元左右，销售出去5万台，为公司创下不少利润。”黄勇说。

黄勇在研究了中西医疗模式后发现，中国医疗体制关注院内治疗，建立了完善的三级医疗诊疗体系，提供围绕疾病的系统化服务。而国外通过家庭医疗降低一半的入院率，等于降低了医疗成本，呼吸机在国外家庭也更为普及。黄勇于是将提供呼吸照顾的远程服务作为企业目标。

在位于沈阳浑南新区的办公室里，黄勇介绍说，新松医疗的厂房面积2000平米、产能每年8万台。不过，黄勇告诉新京报记者，飞利浦每年有50万台的产能，但它的厂房面积只有4500平米，“制造体系的优秀不在设备，而在于人和产业配套”。

因为设备出口，黄勇的公司要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要求。受限于很多生产商的螺丝钉重金属超标，黄勇近八成的零部件是从南方采购的。“东北目前的产业链还不够完善，价格也偏高，如果今后能在东北采购，那成本又会再降下来一些。”黄勇告诉新京报记者。

■ 专家解读

针对如何更好促进经济复苏等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G20专家卢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部长徐洪才。

卢锋：

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去产能

新京报：中国提倡国际产能合作，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之际，这个主张如何实现？

卢锋：国际产能合作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范畴。中国力推结构性改革方针，是在统筹考虑全球与中国经济客观形势与发展需要基础上制定的峰会议题。钢铁是目前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方面，在国内面临消化过剩产能问题。结构性改革要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与失衡调整能力。

新京报：对中国来说，调整过剩产能还有哪些办法？

卢锋：在经济分析逻辑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但是采取这类方法治标不治本，短期有效但是中长期反而导致产能过剩更加严重，所以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第二个办法是市场出清，有些企业缺乏效率不具有可持续性，该退出时就应退出。

市场调整当然是很痛苦的，公共政策应该对退出企业员工保障提供必要帮助，从而使得产能过剩市场调整得以顺利推进。

新京报：多国钢铁面临去产能和经济下行压力，如何能更好促进经济复苏？

卢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加剧，同时伴随中国钢铁的崛起与推动全球钢铁产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口增加造成很多外部矛盾。要管理这一进程，避免矛盾变成贸易摩擦和其他冲突，有必要通过对话协商，找到最大公约数。

新京报：今年G20峰会是否会形成结构性改革中短期指标体系给各国提供参照？

卢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以及外交部吹风会上都提到，结构性改革会推出相应指标体系，目前尚未公布，可能会在峰会上公布。

徐洪才：

离新技术突破还差点火候

新京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哪里？

徐洪才：全球经济都在面临新技术革命的突破。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信息技术。而如今，美国页岩气革命停滞不前，页岩气受限于每桶60美元的较高开采成本依然没有广泛使用；还有，新材料比如石墨烯还不能产业化，我们现在离新的技术突破还差一点火候，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在经济动力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的阵痛。

新京报：新的经济发展潜力要积蓄多久能够释放？

徐洪才：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是渐进的过程。目前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都是发展方向，应用前景广阔，但潜力还没释放。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重构，以及新的游戏规则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来助推？

徐洪才：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的制造业有雄厚基础，但质量不高，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从对外开放格局看，中国要建立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推动开放性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国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与其他国家找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机会。

新京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创新增长方式？

徐洪才：要进一步开放，不能搞封闭、排他性的制度安排，要开展创新合作。一方面要加快经济结构性调整，鼓励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青年就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也要搞好高科技，高端装备制造业。